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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直被称为低地三国,距离非常近,趁着还有时间,李谕随着昂内斯与洛伦兹一同坐火车前往了荷兰。

透过火车的窗户望出去,很容易联想到一战时德国的进攻路线,他们选择绕道这里进攻巴黎确实是地理上的必然。

昂内斯看李谕有些出神,好奇问道:“李,你在看什么?”

李谕说:“没什么,就是看看风景。”

洛伦兹说:“风景确实不错,我每次坐火车都会选择靠近窗户坐下。”

李谕转移话题,问道:“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会颁发给谁?”

洛伦兹说:“不出所料应该就是法国的让·佩兰教授。”

李谕说:“佩兰教授确实值得这块奖牌。”

按照历史,1911年的诺贝尔奖应该是颁发给维恩,基于他对黑体辐射的维恩公式。

不过现在李谕横插一脚,论证了普朗克公式的正确性,诺贝尔委员会自然不可能把奖项颁发给维恩。

至于普朗克,诺贝尔奖委员会暂时也不敢授奖,因为他的理论中包含了“量子”这个幽灵,实在难对付,大家没有形成共识,只能暂时搁置。

正好另一边让·佩兰通过实验给原子学说盖棺定论,发给他一块诺奖没啥毛病。

让·佩兰算是提前十来年拿到了诺奖。不过也好,1926年腾出来的那块诺奖空位,李谕要培养个中国人拿。

而历史上拿了1911年诺奖的维恩确实知名度有点低。

此前对他有过介绍,但实际上一些介绍诺贝尔物理奖百年获奖人物的全传类书籍,都会跳过1911年的维恩(1912年的诺奖获得者达伦实际上是个友情颁发的奖,与物理学关系不大,但书中对他都有介绍)……

原因自然与维恩在一战时期的过激行为有关。

一战以前,算得上科学的全球化时代,欧洲的科学家们还没有太多国家概念,互相交流很常见,更没有什么立场烦恼。

一战后乱成一锅粥,科学界被迫站队,但大都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只是做做样子。

维恩的表现与二战时期的德国科学家莱纳德、斯塔克等人太像。他要是活到二战时期,估计也与他们一样是个搞“德意志物理学”的钠脆人。

所以维恩没拿奖就没拿吧,毕竟还有的是够资格的获奖人。

李谕与昂内斯、洛伦兹来到了莱顿大学。

李谕说:“看报纸上说,几年前昂内斯教授已经完称了液氦制备。”

“是的,”昂内斯说,“提到液氦,我又想到了你在布鲁塞尔讲的那个关于人工合成钻石的乌龙故事。两年前,我在实验中也获得了一种白色鳞片结晶体。于是我立刻给英国的杜瓦教授发了电报,告知自己完成了氦气液化。

“《泰晤士报》随之头版头条发了新闻,就连美国的报纸都宣称‘莱登大学的昂内斯分离出一种此前被认为是气体的金属!’

“是我很快发现,这也是一个乌龙。实验错了,我得到的其实是混入的液态氢。”

洛伦兹笑道:“当时闹了不小的笑话,还好半年后昂内斯教授得到了真正的液氦,不然整个莱顿大学都要在英国人面前抬不起头。”

昂内斯说:“那是肯定的,杜瓦教授一定会揪着这件事不放。而且如果他比我提前完成液氦制备,我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

李谕说:“现在科学界都这么卷了吗。”

“卷是什么意思?”昂内斯不太懂。

李谕说:“就是竞争激烈。”

洛伦兹说:“竞争确实算得上激烈。毕竟氦气是唯一还没能完成液化的气体,做到这件事,很可能会是一块诺贝尔奖。”

昂内斯说:“单纯的制备液氦谈不上什么,我最近突然发现了低温时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水银在液氦的低温环境下,电阻突然消失。并且消失地非常突然,不是一点点消失,而是在到达4.2K左右时突然消失。”

洛伦兹说:“实验要多做几次,千万不要再出错。”

昂内斯谨慎说:“我当然明白,还要拿更多的金属实验。”

李谕知道这就是超导现象的发现,于是说道:“我能不能借用实验室做点试验?或许也能帮点忙。”

昂内斯并没有阻拦:“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不会从美国那里得到这么多氦气,你要使用实验室的话自然没问题。”

“多谢。”李谕说道。

超导现象是昂内斯发现的,但昂内斯的并没有发现低温抗磁性,受限于科学观念的限制,更没有发现量子霍尔效应。

李谕准备先把低温抗磁性搞出来。

这么一来,估计两年后他就会和昂内斯一起再拿个诺奖了……

参与一下超导这个经典物理学的最后一次高光时刻还是挺激动的。

可惜这两个现象虽然很有趣,物理意义也不小,但现实意义目前几乎为零。

因为超导的实现条件过分苛刻,如此低温的环境只能存在于实验室中。

而且超导最先能用上的是抗磁性,不过仍然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常温超导出现。

李谕争取活到那时候,帮着国人再搞一块诺奖。

实验做起来难度不大,只要有低温环境就可以,也不需要去搞理论研究。

反正理论也搞不了,至少李谕穿越前,超导到底是什么机理还没有解释清楚。

李谕感觉这块诺奖拿得确实有点轻松了。

在莱顿大学,李谕和昂内斯分别搞定了电阻消失与磁场为零的实验。

抗磁性本来在历史上是被迈斯纳发现,称为迈斯纳效应,看来以后要换名字为“李谕效应”。

只是更大的可能不会这么叫,因为李谕搞出来的科学大动作太多,名字根本用不过来,否则就会产生混淆。

没多久,两人就分别写了论文,发到《物理年鉴》之上。

即便摸不清原理,超导也是物理学上的大发现,足以让物理学界引起高度重视。

但由于这个实验的重复难度有点大,暂时还要等待其他实验室的论证,所以只是在学术圈中名气较大,普通民众大都不知晓。

二十世纪初想给大众科普超导难度多少有点大,况且此后几十年中超导现象都很难再次掀起浪花,毕竟这几十年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天下,光芒太过耀眼。

——

离开荷兰,李谕去了趟巴黎,找阿歇特出版社结了一笔星战系列的稿费,折合下来又是数十万美元入账。

这种“躺着赚钱”的好时光能持续到一战之前,李谕也需要这些钱尽快搞起来国内的民族企业。

顺道他还被邀请参加了一场法国航空协会组织的飞行比赛表演。

法国人真的蛮重视飞机,动不动就搞个比赛,今天挺有看点,参赛者中有第一位拿到飞行执照的女性飞行员雷蒙德。

雷蒙德的飞机用的仍然是汽车的圆形方向盘,她在比赛中不慎坠毁,腿部骨折并造成了脑震荡,还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要离开比赛两年时间。

李谕看完比赛,再次无奈地叹息,飞机的发展还有一段路要走,自己驾驶飞机的梦想得多忍上几年。

两天后,李谕受邀去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晚会,正好与居里夫人以及让·佩兰共同前往斯德哥尔摩。

让·佩兰说:“我听说李谕院士先生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有一座小岛?”

李谕点点头:“面积不大。”

居里夫人说:“我有看过,但似乎比起旁边的康有为岛,还是少了东方建筑韵味。”

李谕捂着脑袋说:“康先生的岛我没有去过。”

居里夫人说:“距离你的岛不算远,上面有一座小园林,虽然没去过,但看报纸上的图片很不错。”

李谕可没康南海那些闲情逸致,于是说:“我是为了以后有个搞实验做研究的地方。”

他自然不敢说以后两次世界大战之事。

居里夫人说:“对了,还要感谢你与爱因斯坦先生的仗义执言。”

李谕笑道:“太客气了。”

居里夫人是顶着压力到的斯德哥尔摩,本来诺奖委员会因为她的绯闻一事,不想让她亲自来领奖,不过居里夫人坚称这些都与她的科学成就无关。

再加上李谕和爱因斯坦发文力挺,诺奖委员会终究还是同意居里夫人来到现场。

此时的居里夫人面色比较憔悴,十分苍白,看得出是长期做放射性实验的结果。

到达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后,李谕发现有摄影机进行拍摄,而他被邀请为居里夫人致上邀请词。

这是一种荣誉的代表,李谕在主席台一侧,对大家说:“居里夫人,我已经不需要为大家过多介绍,她现在非常着名。这位憔悴但热诚的女性,一直坚持自己伟大的事业整整二十五年,令人务必钦佩。现在,我们有请她隆重登场。”

侧面的大门打开,居里夫人缓缓走到台上,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在扩音器前坐下,开始了一段演讲:

“尊敬的瑞典科学院士和各位来宾,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和思考。

放射性研究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我们在其中探索着自然界中的奥妙。放射性元素的发现是这个领域的第一步,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更深层次的机会。在我的研究中,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它的发现和研究为放射性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我还想提到几个正在发展中的新科学门类,比如核物理学还有不久前我刚在索尔维深入学习过的量子理论,我想它们是有关联性的,甚至放射性也与微观领域密切相关。

新科学需要大量科学家的献身和努力,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发现新的知识和技术。我相信,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东西要发现和探索。

我也想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李谕。

他的名字各位不会陌生,一直以来响彻在科学的殿堂之中。仅仅一周前,他又在低温物理学中与荷兰莱顿大学的昂内斯教授有了惊人发现。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他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和指导。

新的科学工作者让新科学领域的未来充满希望。

我的假说和理论也会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一个主干,并为寻找新元素提供一种方法。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放射性研究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然界和改善人类的生活。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和研究者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探索更深层次的奥秘。

而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出身以及性别产生科学之外的猜度。

谢谢大家!”

台下响起了热烈掌声。

李谕压根没想到居里夫人会提到自己,还在如此隆重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对自己做出极高评价。

心中多少有点受宠若惊之感。

晚宴上,李谕向居里夫人表达了感激之情。

居里夫人只是微微一笑道:“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而且,我一直认为你比我还要执着。”

李谕只能端起一杯红酒道:“一切尽在酒中!”

——

离开斯德哥尔摩后,李谕去德国与留学的蔡元培见了个面,就坐船前往了美国。

算日子,国内要变天了,他要快点处理一下事情然后回国。

虽然辛亥是一次流血程度很低的革命,不过终究是改朝换代,得做好应对之策。

并且一个本应位于风暴之眼的人,现在也在美国,——中山先生。

刚下轮船,李谕就看到报纸刊登了武昌起义的新闻。

老美的速度还是挺快的,仅仅两天后就获得了消息。

此时的中山先生还在美国中部的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筹钱,同样刚刚通过报纸得知武昌起义。

李谕好不容易通过电报联系上了他,中山先生表示几天后会来纽约见李谕一面。

国内出了这么大事,中山先生却还得在美国待几天,因为他得赶紧完成筹款任务。

正好李谕有钱……

而且对中山先生来说,国内的消息还不是特别明朗,李谕掌握着通信技术,对国内发生着的事情肯定知晓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