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再说回朱元璋。
他执意不肯攀附名门先祖，朝臣自然也不敢逼迫帝王强行认下虚构的宗族。
不要显贵的先祖，那帝王降生的天命吉兆总该接纳吧？
诸如出生时红光满室、天降祥瑞、天生骨骼异于常人这类历代帝王标配的神异记述，难道也不要？
不要！
一切虚构的东西，统统不要！
建文朝修订的《明太祖实录》，完全遵照朱元璋生前的本意，记述朴实客观，没有渲染天命神话。
现如今我们在史料里看到的各类朱元璋时期和他本人的祥瑞异象，全部是朱棣在永乐元年、永乐九年两次重新修订《明太祖实录》时，额外增补的内容。
周树人曾经说过：
祖辈疼爱孙辈，孙辈未必会同等回馈。
但父亲不爱儿子，儿子却往往会主动美化父亲的形象。
朱棣太孝顺了，不愿朱元璋在历代开国君主里落了下风。
别的帝王拥有的天命铺垫，他一定要给朱元璋补齐。
旁人没有的传奇异象，他也要添加上去，极尽笔墨渲染。
三体人的爹，刘慈欣老师说过：唯有将文明刻在石头上，才能抵抗时间的侵蚀，穿越亿万年的荒芜与遗忘。
朱棣自然写不出《三体》，却深谙这个道理。
故而孝陵的《神功圣德碑》上才有了这般文字：先祖本是句容望族，太祖降生之际，火光冲天；蛰伏于濠州民间，长大之后样貌非凡，脖颈处有块奇骨一直延伸至头顶，气度宛若天神。
朱元璋肯定不是鞋拔子脸，容貌也不丑陋。
若是样貌怪异，早年在寺庙难以立足，更不可能得到马皇后的倾心。
但若说非要真有什么异象，那大概只有贫苦象。
先祖不要、天命祥瑞也拒不接纳，一众官员并未就此气馁。
虚名可以不要，总该爱听几句称颂的好话。
巧了，朱元璋极为反感奉承的谀辞。
他认为只有隋炀帝那样的皇帝，才喜欢听奉承话。
他希望朝臣们是魏征式敢于直言的诤臣，多次下达谕令，要求言官针对朝政议事进谏，不得凭言论加以治罪。
可能有人疑惑，洪武年间因为劝谏挨廷杖的也不少，总不能又是文官集团、满清鞑子抹黑吧？
言论自由，不是无底线的自由。
老朱没有说一套做一套，也没有不说清楚规则。
他的治国思维带着农民式的务实，恨不得把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浇灌，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
第一：不能借直言博取名声。
如何界定？
指出弊病，最好附带可行的处置方案。
有人或许认为这条有点过分。
我评价菜好不好，难道还要会做饭？
当然不是。
但你总该知道哪家好吃吧？
朝廷设有六部，每项政务都有对应的主管机构。
即便自己拿不出对策，起码可以点明该交由哪个部门处置。
如果只一味挑错，既拿不出对策，连对应的主管官署都说不上来，要么是官员本身庸碌无能，要么就是借着直言博取名声。
第二：必须就事论事，摒弃浮华空论。
举个例子，如果他奢靡浪费，臣子可以直接指出粮食损耗的问题，直言规劝。
拿他早年乞讨乃至父母饿死的经历来警醒他，也完全可以。
但不能从上古先民风餐露宿、神农尝百草、后稷育粮种、历代先贤改进农具讲起，堆砌上万字的文章，最后才落脚到不要浪费粮食。
官员的本分是治理地方、抚育百姓，不是舞文弄墨堆砌辞藻，做锦绣文章。
第三：公事坦陈。
不要当面不说，背地里又说怪话。
有意见可以在朝会直言，也可以散朝后单独求见进言，亦可上书书面陈述。
甚至还可以让你的妻女找皇后、儿孙找太子，托他们委婉告知皇帝。
这些渠道全都敞开。
但这些渠道你都不用，背地又说风凉话、怪话，那就只能以非议朝政论处。
除此之外还有些许细节规矩：不管是规劝君主，还是纠察同僚的过失，只针对事情本身。
不许人身攻击，不牵扯对方家人，不拿出身、身材相貌、个人习惯等等进行嘲讽挖苦。
关于明朝的电视剧、小说里经常看见的骂皇帝、挨廷杖，然后天下扬名的举动，是不会发生在洪武朝的。
在洪武朝因为进言挨廷杖的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阿谀奉承，拍皇帝马屁的。
这种无论哪朝哪代，哪怕不被皇帝处罚，也要被天下人咒骂，更何况是被皇帝处罚？
第二种：就是违反以上规定的。
或有人言：既要魏征式的君主，又不想当李世民式的君主，朱元璋双标的可以。
但朱元璋要是李世民，他也能忍魏征。
李世民要是朱元璋，也和朱元璋大差不差。
老李手下是世家门阀，百年不倒、千年传承，流水的帝王，铁打的门阀。
他要是知道老朱那时候的情况，恐怕得在泰山顶跪求：老天爷，我太想当乞丐了，做梦都想，只要您让我拥有和朱元璋一样的皇权，我一定像对待亚父那样尊敬您。
即便是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也办不到挨了廷杖，就能博名。
真正变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骂皇帝、挨廷杖、得美名、天下人夸赞的情况，其实源于土木堡之变后。
一战下来，京营精锐近乎全灭，开国勋贵、靖难勋贵死的死、残的残。
皇权、勋贵、文官，相互制衡相互依靠的三角形结构彻底崩塌。
皇权少了最核心的支柱，文官士绅们的话语权越来越重。
皇帝压不住场面，只能靠廷杖这种法外之刑立威。
反过来，文官也把“挨廷杖”当成了直言敢谏的气节勋章，越打名声越响，慢慢就变了味。
老朱或许预判过后世会出现皇位世系更替的局面。
不论他愿不愿意承认，权力格局的演变本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哪怕日后出现第一位成功夺位的藩王，或是再度上演玄武门式的宫廷政变，胜利者依旧会依靠军功培植出新的勋贵集团。
皇权、勋贵、文官的三角制衡结构，依旧可以维持稳定。
但朱元璋肯定想不到，会有一个万古奇人直接打破了这套循环。
既瓦解了旧阶层，也没补上新阶层。
朱祁钰曾试图培育新一代军功勋贵，刚刚初见起色，夺门之变便骤然爆发。
这也是土木堡文官阴谋论难以自洽的漏洞。
暂且顺着阴谋论的逻辑：文官不惜搭上大量京官，也要借土木堡一战损耗老牌勋贵，以此削弱皇权。
如果阴谋论成立，那就意味着朱祁镇复辟后，事实上和文官集团达成了合流。
朱祁镇复位之后，先是清算朱祁钰提拔的新锐武将，随后又逐步铲除拥立自己的投机势力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一党。
清洗这批投机者固然合乎情理，毕竟这群人只是政治押宝，并非稳固可靠的力量。
可关键在于，朱祁镇自始至终没有着手重建军功勋贵圈层。
倘若坚持土木堡是文官的阴谋，就绕不开朱祁镇与文官集团达成默契这一推论。
可阴谋论的支持者往往只截取前半段，刻意回避这一点，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
自成化朝起，官员借直言顶撞皇帝、受廷杖博取清誉的风气慢慢兴起，在正德、嘉靖两朝走向顶峰。
标志性事件便是大礼议中的左顺门廷杖，上百官员集体受罚。
在此之前，挨廷杖博名，并不被广泛认可，终究受太祖定下的务实进谏祖制约束。
可万寿帝君给文官们送了一份大礼。
他执意推进大礼议，本身就违背礼制与祖制，进谏官员却因此遭受廷杖惩处。
皇帝带头破坏祖制，祖制就成了任人揉捏的面团。
文官集团借此大肆宣扬，慢慢把遭受廷杖和忠臣气节画上了等号。
朱祁镇之后，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几代君主，都尝试过重建军功勋贵阶层。
可勋贵的根基实打实来自大规模军功。
内部没有内战来淬炼军功，便只能依靠对外征战。
但对外战事的规模、军功含金量，远不及开国战争、靖难之役、数次北征。
再加上自朱祁镇复位之后，五军都督府日渐沦为闲职机构，军务调度、粮饷后勤、人事任免的实权尽数归于文官体系。
武将很难独立积攒世代延续的军功资本，新的勋贵集团始终无法成型。
等到天启时期，皇帝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阉党制衡文官。
可世袭勋贵的利益长期绑定皇权，忠诚度相对稳定。
阉党依靠皇帝个人信任起家，根基依附于帝王本人，无法形成长久稳定的势力，皇帝内心也无法完全托付。
贴己人、身旁人，还是用自己的稳妥。
崇祯除掉魏忠贤，便是出于这份顾虑。
崇祯并非像大家想的那样排斥宦官势力，除掉魏忠贤之后他依旧任用宦官揽权。
只是他用的人，能力远不及魏忠贤，又逢天灾不断、内忧外患。
大明重建失败，走向覆灭。
明之亡，谁之过？
或许从土木堡损耗勋贵、朱祁镇夺门后放弃重建军功支柱的那一刻起，明朝的结局其实就已经埋下伏笔，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古早拯救明朝类的小说，大多依靠照搬张居正改革政策、引进近现代制度。
或是发展火器，造枪造炮，突突突。
突完义军，突建奴，突倭寇。
亦或是引进土豆红薯、种田改良民生。
随着网络发达，查阅史料越来越方便，能查到的史料越来越多，创作思路逐渐分化成两大类。
一类推动商业发展，加速进入资本主义。
另一类主动对外开战，依靠对外军功打造全新勋贵集团，重新搭建三角制衡。
还有另外两种走向：主角取而代之自己登基，或是掀起底层革命。
但二者本质是挽救华夏、覆灭明朝，故不算作拯救大明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