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千户、百户这等不上不下的中层武官，在新朝权贵眼中根本无人放在眼里，无论降与不降，到头来依旧是炮灰的命，任人驱使、随意弃用，毫无尊严可言。
文官们想得简单通透，不过是换个主子继续做官，官袍一换，照旧高坐公堂、鱼肉乡里；
总兵级别的武将也看得开，拥兵自重、择强而事即可，谁给的权大、谁给的利厚，便依附于谁；
最底层的士兵更是别无选择，三餐不继，衣不蔽体，哪里有饭吃便往哪里去，活命便是唯一的道理。
唯独千户、百户这一层最为煎熬，不上不下，死死卡在中间，无论改朝换代多少次，处境始终尴尬难堪，进无前程，退无生路，忠也不是，降也不是。
北方的同僚处境还好些，无非是先投降李自成，再投降清军，浑浑噩噩扛刀卖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麻木地活着罢了；
可南方承平百年，军备废弛，军心士气早已消磨殆尽，偏偏在骨血里反倒生出几分文人般的傲骨，不愿苟且偷生、屈身事贼，不愿对着叛军与异族俯首称臣。
也正因如此，南明风雨飘摇之际，起兵反清复明的千户、百户数不胜数，他们振臂一呼，便有散兵游勇、乡勇百姓追随。
可惜他们装备简陋、粮饷匮乏，军队训练废弛多年，战斗力极差，根本敌不过清军的铁骑劲旅，打不过便只能四散逃入深山密林，凭着一腔孤勇坚持游击抗争。
一直到康熙三十年，南方连绵的深山之中，依旧有他们组织的反抗军在暗中活动，不曾屈服。
正史煌煌，笔墨尊贵，不愿为这些无权无势的小人物落笔留名，可在一方方州县地方志的泛黄纸页里，却常常能见到他们不屈的身影，短短几行字，默默记载着一群小人物在乱世洪流里，拼尽最后力气守住的坚守与风骨。
他们这般在乱世里苦苦挣扎，压根谈不上什么青史留名的高尚爱国情操，更不是对大明朝廷有多死心塌地的眷恋，纯粹只是胸中憋着一口堵得发慌、无处发泄的闷气——
自觉被南方那群只会高谈阔论、空谈误国、把江山搅得糜烂不堪的读书人，白白耽搁了一身本该沙场报国的血性。
明明揣着杀敌护乡的滚烫心气，到头来，却落得个不战而降、屈辱低头的下场。
反倒是那些真正在尸山血海里滚爬过、刀口舔血活下来的老兵，投降得反而坦荡实在。
他们太清楚刀枪无眼，太明白拼死反抗的代价有多惨烈，活着，比什么虚名都要紧。
可像刘升这样心高气傲的年轻千户，在吴三桂的大军里还藏着不少，清一色是苏州、松江、嘉兴、湖州这江南四府的县兵千户。
大势滔滔如洪水滔天，由不得他们不低头妥协，可心底深处那股不甘与憋屈，却半点不曾消散。
他们从未真正踏过尸山血海，未曾立下半分拿得出手的军功，就这么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成了降军，这般憋屈到骨子里的境遇，心中能痛快才是怪事。
其实历朝历代，从来都不缺这样拧巴又固执到极点的人。
大明开国二十余年，北方大地仍有不少汉人军官，打着前元的旗号拼死反抗，连雄才大略的朱元璋都为此头疼不已，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是被胡化的汉军将领，明明是他朱元璋光复了汉家江山，为何他们宁可死守异族旧朝，也不肯归顺堂堂正正的大明？
这件朱元璋到死都没想通的事，历代开国君主也无一真正看透——
不过是深入骨髓、刻进骨血的历史惯性罢了。
这些人大多出身世代军镇之家，忠君的念头早已融进一言一行，不问华夷，只认旧主。
最夸张的莫过于隋唐之时，北魏灭亡数十年后，那些为北魏死战的遗军，竟整整传承了三代人，直到贞观十一年，云州地界仍有北魏遗民，高高举着大魏旗号，与大唐官军展开游击战，宁死，也不肯归顺。
吴三桂终究不是那些野蛮无知、只懂烧杀掳掠的南洋土蛮，他的思维、他的算计、他的野心，依旧停留在中原权谋那一套老路子上。
此刻的他，满心满眼都在盘算着自立为平明王，裂土封疆，做一方割据的诸侯。
日后他的领地之内，还得依靠书香门第、世家大族来帮他治理百姓、稳定地方，收拢人心。
因此一路南下，他始终严令麾下将士，不得侵扰那些名门望族、文人士绅，对劫掠一事严加约束，分寸拿捏得极准。
可他与江南六大海商的心思，却诡异到了极点地一致：
在他眼中，平民百姓、穷苦人家毫无用处，留着只会消耗粮草，除了填肚子、做苦力，再无半分价值可言。
想通这一节，他便彻底撕下了最后一层温和的面具，放纵麾下兵马如出笼饿虎，配合耶稣会大肆掳掠人口，装车押走，如同驱赶牲口。
绍兴府到宁波府之间的百姓，上一轮还能侥幸躲过南洋蛮兵的烧杀抢掠，这一次，却再也逃不掉吴三桂数十万大军的铁蹄碾压。
所谓人过一万、人山人海，更何况是铺天盖地、建制完整的数十万大军？
任谁看了都心知肚明，此刻的抵抗，不过是白白送命，徒增伤亡罢了。
于忠胖和一众弟兄缩在阴冷潮湿的山坑洞里，寒气顺着衣缝往骨头里钻，人人怀里抱着冰凉的刀杆，怔怔望着洞外昏沉的天光，脸上全是化不开的茫然，像是被这世道狠狠抛在了半路，怎么也摸不着头绪。
六年前跟着高总领杀进徐州的光景，此刻还历历在目。
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流寇裹着流民，黑压压铺天盖地，密密麻麻足有四十多万，可那时他们心里半点儿怯意都没有。
只等着总领一声令下，便趁着夜色如鬼魅般摸进敌营，点起特制的仁慈煤，一场接一场偷营、劫寨、纵火、突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