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低着头，眼泪滴落在王满银的脚背上，烫得他心里一紧。
“王干部，”她声音很轻，平平静静的，像在说旁人的事，又像说给自己听“六八年冬天，我十岁。”
窑里很静，只有她低低的声音。
“那时候我奶奶还在。我爹天天被拉去批斗、劳改，我娘那点工分，养不活一家人，都挨着饿。
大年三十，下大雪，屋里冷得跟冰窖一样，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我妈把缸底扫了一遍，扫出几颗米粒籽，煮了一锅汤，一人喝一碗，就睡下了。饿得睡不着，肚子咕咕叫，我就听外头风刮得呼呼响。”
她擦完一只脚，又轻轻换上另一只。
“半夜，有人敲门。全家吓得不敢开，怕是又来揪人的。后来听见是我姑的声音，才敢开门。姑妈站在门口，身上全是雪，眉毛都白了，提着一袋红薯。
她说，她下午才敢从公社出发，三十里地，雪太深，走不动，走到半夜才到。”
郝红梅抬起头，看着王满银。泪还在流，但她脸上没哭相，就那么平静地说。
“我们赶紧煮了红薯，吃饱了，奶奶说想喝水。我姑拦着，说不能喝，喝了会撑死。”
郝红梅的声音顿了顿，毛巾在王满银脚背上轻轻按了按。
“我奶奶说，好久没吃饱过了，死了也值。”
“我姑抱着奶奶，哭得不成样子。我也哭，我妈也哭，就我爸不哭，他坐在灶火跟前，一直烧火，烧得满脸都是灰。”
她说得平静，没有哭喊，没有控诉，可那股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灌满了整孔小窑。
王满银坐在炕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脚底下的毛巾温软，耳边的声音轻淡，可他分明看见那个大雪纷飞的年夜，看见饿得发昏的一家人，看见三十里冰天雪地里，一个女人提着半袋红薯，一步步往回挪。
那不是故事，是这姑娘刻在命里的疤。
郝红梅把他两只脚都擦得干干爽爽，才慢慢站起身，把毛巾叠好，放在盆沿。
她垂着眼，没敢再看王满银，只是轻轻说了一句：“王干部，你是……除了我姑，第一个真心待我们家的人。”
说完，她端起木盆，轻手轻脚往外走。
门帘落下，把油灯的光隔在里面，把黑夜挡在外面。
窑里又只剩下王满银一个人，炕桌上的图纸还摊开着，铅笔滚到一边。
他望着门帘，久久没动。
窗外的风还在塬上吹，带着黄土的凉。远处水泥厂方向一片漆黑，只有厂门口那盏灯，还在黑夜里一明一暗。
王满银轻轻叹了口气，把脚收上炕，重新拿起铅笔。
灯光下，那些数字和线条，比刚才更清晰了几分。
他不是在算技改，不是在算产量，是在算一条能让人活下去、活得像个人的路。
郝红梅是在星期天晌午过后动身回公社中学的。
这两天半假，她觉着比过去十几年都长，也都短。长的是心里头那点刚冒出来的东西，软乎乎、暖烘烘的，撑得人胸口发满。
短的是日子一晃就到了头，她还没把王干部的话在心里嚼烂，就得背着口粮回学校了。
这几天，王干部的活她几乎全包了。天不亮就爬起来，先把灶膛点着，烧好热水，等王干部起床后好洗漱。
水不烫不凉，正好洗脸。他换下的衣裳，她趁晌头日头旺，搓洗得干干净净，晾在崖畔的酸枣枝上，干了就叠得方方正正，压在他炕角。
衣裳磨破的袖口、开线的裤缝，她的手艺是极好的，一针一线缝得齐整，针脚细得像蚂蟥。
她从不大声说话，也不往跟前凑，安安静静站在边上，等着搭手。
王干部伏案算图纸时，她就轻手轻脚把炕扫一遍，把油灯芯剪亮。他夜里算账算得迟，她就蹲在灶房，把玉米面馍熥得暄软，再温一碗白开水，端过去给他充饥。
感激这东西，在郝红梅这样的人家，从来不是哭天抢地的道谢，是一碗热饭、一盆温水、一床干净被褥，是不给人添一点乱的本分。
中午，陪父母吃完中饭后，她把碗筷收拾利索，灶台擦得锃亮，又把王干部住的那间小窑仔细扫了一遍，扫帚压得很低，连炕席底下都扫得干干净净。
做完这些，她才回到自己正窑，把那个帆布书包打开，重新归置里面的东西。
书包是姑妈去年给的，上初中了，得有个像样的书包，虽是旧的，边角磨出了毛边，但她也甚是爱惜，里面不只装了书本，还有一些女孩子常用的零碎东西。
父亲把自家缝的两口粗布口粮袋提了过来——，里面有十斤高粱面，十斤玉米面，都用面袋分装着，扎紧了嘴。
咸菜疙瘩用笼布包了，塞在装有玉米面口粮袋最上头。
两个口粮撑得鼓鼓囊囊，她掂了掂，比往常的口粮，十来斤红薯和四五斤高梁面的体积小了些，份量却沉了些。
这二十斤口粮，她得用木扁担，挑着去公社，三十多里的路，一点都不累的。
这些粮食，玉米面是王干部带来的口粮里分出来的，高梁面是她爹新分的。
王干部说得明白，在郝家住的这些天，伙食费、柴火钱，该给的一分不能少。可郝红梅心里清楚，那些白面馍、玉米面，哪一样不是人家干部故意多给了些，才落到她碗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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