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宜的文章发了。
司徒美堂的人用最快的船把稿子送过海，登在《华商报》上，一整版，标题是《江南女儿血染苏州》。署名不是“江上客”，也不是张静宜，是“一个活着的人”。文章写得狠，每一个字都像刀子，剜的是那些穿着绸缎、坐在租界洋房里、喝着咖啡看着报、以为战争还很远的人的心。
她写柳烟，写她怎么从“大观园”的头牌变成太湖游击队的交通员，写她怎么用一根丝袜勒死那个汉奸，写她怎么在巷子里被捅了七刀、每一刀都在前胸。
她写小红和阿桃，写她们腿上中枪、咬着牙不吭声，写她们站在岸边等柳烟回来，等到天亮，等到天黑，等到月亮圆了又缺，人没有回来。
她写苏州的舞女，写她们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涂着红嘴唇，在舞池里转着圈。写她们的笑脸是假的，眼泪是真的。写她们的旗袍是绸缎的，骨头是铁的。写她们在灯红酒绿里活着，在黑夜里死了。
文章的最后一段，她写——
“她们不是军人。没有拿过枪，没有杀过人。她们只是在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陪那些不想打仗的人跳舞。可当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她们比那些拿枪的还硬。她们死了。可她们的事，还有人记得。她们的名字，还有人念。她们流的血，不会白流。”
文章传回上海的时候，是夜里。有人在弄堂里贴传单，一张一张的，贴在墙上，贴在人家的门上，贴在电线杆上。天亮的时候，半个法租界都看见了。
有人在传单前站着看，看完走了，又有人来。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女人站在电线杆前，把那篇文章从头读到尾，读完没有走，又读了一遍。
她的眼睛红了，眼泪流下来，滴在那张纸上，把“柳烟”两个字洇开了。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张纸。
她没有说话，可她的嘴唇在动。如果有人在旁边，会听见她在说——柳烟，我认识你。我们一起跳过舞。你教我转圈，说我腰太硬，转起来像根棍子。你笑得很大声，整个舞厅都听见了。
婉容在法租界的小屋里，也看见了那篇文章。不是传单，是张静宜托人送来的报纸，从香港漂洋过海来的，还带着油墨的香气。她坐在窗前，把那篇文章看了三遍。
看完第一遍的时候，眼泪下来了。看完第二遍的时候，她拿起笔。看完第三遍的时候，她放下了笔。她不知道该写什么。该写的，张静宜都写了。
该说的，张静宜都说了。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那片被高楼切割成碎片的天空，很久很久。然后她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柳烟，我记得你。”她把纸折好，塞进枕头底下，和那两封信放在一起。一封写着“海棠开了”，一封写着“海棠谢了”，一封写着“柳烟，我记得你”。三封信，三个人。三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苏婉清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手里也拿着那张报纸。她走进院子，看见李婉宁坐在桂花树下，手里也拿着同一张报纸。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苏婉清在她旁边坐下，把报纸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那些字。李婉宁看着远处，目光很远，不知道在看什么。
“婉宁，”苏婉清忽然说，“你怕不怕？”
李婉宁沉默了一会儿：“怕。”
苏婉清看着她。李婉宁说：“怕有一天，也有人写我。写我怎么死的，死在哪儿，身上有几个窟窿。怕有人看见那篇文章，说，哦，这个人我认识，她以前……”
她没有说下去。苏婉清伸出手，握住她的手。李婉宁反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紧。两个人坐在桂花树下，看着那片被夕阳染红的天。风吹过来，带着桂花的香气，很淡，很轻，像一声叹息。
张宗兴在七宝旧宅的院子里，也看见了那篇文章。老北风从外面带回来的，传单，皱巴巴的，边角都卷了。他站在桂花树下，把那篇文章看了一遍。然后他把传单折好，揣进怀里。
老北风蹲在台阶上，抽着旱烟，看着他：“张先生，苏州那边，那些舞女，咱们管不管？”
张宗兴看着他：“怎么管？”
老北风愣了一下。张宗兴说：“她们不是咱们的人。不听咱们的，不靠咱们的。她们自己选的这条路，自己走。咱们能做的，就是不让她们白死。”他看着老北风，“柳烟死了，可她的名字还在。还有人记得她。还有人替她写文章。还有人替她传话。这就够了。”
老北风沉默了一会儿，把烟锅子在鞋底磕了磕，站起来：“那个叫小红的，还在苏州。腿伤了，走不了。还有阿桃，也跟着游击队。要不要让人去接应？”
张宗兴想了想：“让樱子去。”
老北风愣了一下：“她一个人？”
张宗兴摇了摇头：“你跟她去。再带两个人。到了苏州，找地下党的人接头。把小红和阿桃接出来，送到上海养伤。”
老北风看着他：“行。”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张先生，那个柳烟，是个好样的。”
张宗兴没有说话。他看着天边那片渐渐沉下去的暗红，很久很久。
山本樱子站在苏州河边，等着。
她穿着一件灰色短褂，蓝布裤子，头发用一块黑布包着，脸上抹了灰，看起来就是个逃难的乡下女人。老北风蹲在她旁边，也穿着一身破衣裳，头上扣着一顶破草帽。赵大牛和另一个弟兄蹲在更远的地方，假装在钓鱼。
“樱子，”老北风压低声音，“你怕不怕？”
山本樱子摇了摇头：“不怕。”
老北风看着她，看着这张在暮色里显得格外安静的脸，忽然问：“你爹的事，你恨不恨我们？”
山本樱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我爹杀过很多人。你们杀他，应该的。”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泡在水里的脚，声音很轻，“他不死，还会杀更多人。你们救了很多人的命。我替他，谢谢你们。”
老北风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在她肩上轻轻拍了拍。她没有躲。老北风收回手，看着河面。河水黑沉沉的，不知道流向哪里。远处，一只小船慢慢划过来，船夫戴着斗笠，看不清脸。
山本樱子站起来，冲那边挥了挥手。小船靠岸，船夫抬起头，是个年轻女人，穿着蓝布褂子，脸上也抹了灰，可那双眼睛很亮。
“你是樱子？”她问。
山本樱子点了点头。那女人跳下船，看着老北风：“人呢？”
老北风冲赵大牛那边吹了声口哨。赵大牛站起来，从草丛里扶出一个女人。小红。她的腿上缠着绷带，走路一瘸一拐的，可她自己走，不要人扶。她走到那女人面前，看着她：“你是来接我的？”
那女人点了点头。小红忽然笑了，那笑容很淡，淡得像河面上的月光：“柳烟姐说，会有人来接我。她说的是真的。”
她的眼泪流下来，可她还在笑。那女人扶着她上船，山本樱子也跟着上去了。老北风站在岸边，看着那只小船慢慢离岸，向河心驶去。月亮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的，像无数碎银子。
船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夜色里。老北风蹲在岸边，抽着旱烟，烟锅子一亮一亮的，像萤火。赵大牛走过来，在他旁边蹲下：“老北风，你说，那个柳烟，要是还活着，会跟咱们去上海吗？”
老北风沉默了一会儿：“不会。”
赵大牛看着他。老北风说：“她活着，也不会走。她会留在苏州，继续杀那些汉奸。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杀到死。”
赵大牛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泡在水里的脚，没有说话。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歌声。是苏州评弹，软绵绵的，糯糯的，唱的是——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婉容在法租界的小屋里，点着一盏灯。她把那三封信从枕头底下拿出来，一封一封地看。海棠开了。
海棠谢了。柳烟，我记得你。她看了很久，然后把三封信叠在一起，折好，塞进一个信封里。信封上没有地址，没有名字。她把它放在桌上，用砚台压住。
她不知道这封信要寄给谁，也不知道寄到哪里去。就是想写。写了，压在桌上，好像心里就踏实一些。
她拿起笔，在另一张纸上慢慢写起来。写的是柳烟。写她怎么从“大观园”的头牌变成太湖游击队的交通员，写她怎么用一根丝袜勒死那个汉奸，写她怎么在巷子里被捅了七刀。她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想很久。写完了，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她把那张纸折好，塞进枕头底下，和那三封信放在一起。
窗外，月亮又圆了。她望着那片月光，忽然想，柳烟死的那天晚上，月亮是不是也这么圆。照在她身上，照在她流出来的血上，照在她那双还睁着的眼睛上。她闭上眼睛，眼泪流下来，滴在枕头上，洇开一小块湿痕。
上海滩的夜还很长。可那些在黑暗里点灯的人，还在点。那些在纸上写字的人，还在写。那些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在舞池里转着圈的女人，还在转。她们的笑脸还是那张笑脸，可她们的眼睛是冷的。
冷得像冬天的太湖，看着热，底下全是冰。她们在等。等天亮。等那些死去的人，在纸上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