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不平的事情见不得光，有些不平的事情却能光明正大。
皇帝借江南水匪叛乱案，清洗了三州的世家官员，直接控制了金陵及其周边的富饶地区，把刀尖抵到了琅琊王氏、江阴张氏、江州孙氏等世家豪族的脑门上。
世家人看似吃了亏，但是在二月的科举上，皇帝大败亏输。
各科榜单上连一个寒门出身的考生都没有，甚至连所有非世家嫡系的行卷考生也无一上榜，更不要说出身更低的考生了。
十几家大世族见科举这锅肉分了个干干净净，一口汤都没有给其他人留。
为了平息众怒，皇帝不得不通过蒙荫的方式给了军功勋贵和中低级官员一些官位来平衡朝堂。
很多人都私下感慨，科举之路到此便彻底终结了。
大唐依旧是门阀政治和军功贵族的门第天下。
但这种结论未免有的极端了。
科举的失败背后又是吏员考试的兴盛。
贞观十三年四月的吏员考试规模空前，参加考试的考生数量超过了一万，录取合格考生数量近五千。
这批被录取的考生又有近半来自各地的县学和公学，是真正的寒门和平民出身。
于天下读书人而言，科举之外，又真正的多出来了一条更加容易又宽广的出路。
虽然吏员的上限肉眼可见，乃至不能称之为踏上仕途，可谁又能否定，它是一条能有效改变自身现状的道路呢？
从这一点上看，世家门阀与皇权之间的交锋谁胜谁负又很难定论。
四月中旬，科举及第的人和通过吏员考试的人正式分配岗位。
及第考生的出身便决定了他们有一套家人长辈给安排好的仕途模式可走，很快便被各个要害部门要走，要么是清贵言官、编撰之类的清流官，要么就是各种肥差，至少也是流官。
吏员考生则大部分被送去了余杭都督府、岳州都督府和益州都督府，从最低级的税吏、文吏、巡吏，甚至是从库吏、狱吏这等在吏员群体中也被视为“贱业”的岗位做起，成绩最好的人能拿到的最好的职位也不过是些需要来回奔波的盐监、铁监、海监之类的流外官职。
官是官，吏是吏。
官拿的是皇粮，是俸禄，跟当兵吃粮一个性质，谁都不能说什么。
吏拿的是地方发的补贴和薪资，吃的是地方府库，属于从地方百姓和官府嘴里抢食，皇帝短短三年就搞出来了一万多的吏员去分润地方财政，结果只能呵呵了。
世家人正是看到了过去几年的吏员考试并未影响到他们的实际利益，可能还会引起地方上的不满，才将吏员考试默认为了平衡自己与皇帝之间利益平衡的筹码。
进入五月之后，大唐内部似乎进入了稳定期。
皇帝不折腾了，专心盯着年初制定的各项计划的推行情况。
世家人全心全意的在外抢地盘，除了因为海贸走私的事情跟皇帝闹了两次，基本上算是消停了。
朝廷各部一大堆事情压在头上，忙得焦头烂额，谁也没有心思没事找事。
五月中旬，河北道南部及河南道中部地区遭遇了罕见的“烂场雨”，大雨小雨连下了十二天，把大量即将收获的麦子烂在了地里，有五个县的农户几乎绝收，同时大量的降水导致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南部出现了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十几万人衣食无着，沦为流民。
还没等世家人拿这等大灾说事，皇帝便一纸命令，十几万流民便被岳州都督府和余杭都督府分流走了。
与此同时，一直没有结束的洛阳教门案查到了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的几个官员身上。
没等皇帝动手，便有两家的人将几人的犯罪证据送到了孙伏伽面前，快速与几个犯官完成了切割。
随着几人伏法，皇帝宣布洛阳教门案到此为止，可以结案了。
世家人、大理寺和刑部同时松了一口气。
一不小心，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得罪同僚，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
皇帝和世家人都在尽力避免彼此之间的冲突，日常朝会都变得其乐融融，好久都没上演过全武行了。
这种诡异的平静让很多人心中忐忑不已，生怕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不过对李宽等人来说，他们知道这是皇帝在给他们争取发展的窗口期，其他的不需要考虑，埋头种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就行。
这是一段难得的调整时间，李宽自然会充分利用。
十三万流民进入岳州都督府、吉州和余杭都督府，虽然对灾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但是对李宽等人而言，这就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
包括余杭都督府的上百万人口，完成合理调整之后，能爆出来的生产力是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岳州都督府完全无法相比的。
两个都督府和吉州州府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不是单纯的往一地集中人口，而是三地之间的人口大量的混居。
尤其是在宗族势力强大的扬州、明州、余杭等地，将本地的宗族原地打散一部分，分散道其他州县，少部分以家庭为单位，本府本县分散安置，剩余的直接迁移到岳州、吉州、潭州等地继续放散安置。
把人口数千的大族拆开成为一个个的家庭单位，可以有效的防止出现大规模的宗族械斗、土客冲突，方便官府政策的施行，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出现依附于宗族势力的官民勾结等治理上的问题。
大量的迁移人口迁入，首先便是进入各地的官营农场过渡，将已经在官营农场中数年，掌握了高产作物种植管理和各种规章的人口替换出来。
这批人分散到各地，有助于加快高产作物的推广，还可以通过他们将一些官方的法规以非官方的方式广泛传播。
别小瞧这两点。
李世民的高产良种推广几乎失败，世家豪族和地方势力的阻挠只是客观原因，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农户们主观上担心新的作物种植过程中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风险。
农户种地的产出直接关系道全家人的性命，自然十分的谨慎，只有让他们亲眼看到身边的人能稳定的从新的作物身上得到数倍于自己的收获，他们才会主动接受新作物，从上至下的强行推广只会引起农户的抵触情绪。
官府的政策和法规的推行也是同样的道理，强行推行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政策和法规，只会招致百姓的厌烦，认为官府又在变着花样压榨他们。
唯有让他们看到遵守官府制定的规则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真的有助于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才会快速接受来自官方的变化。
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执行的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