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王飞辗转反侧直到后半夜才勉强合眼，睡得极不安稳，梦里全是废墟和橘红色的天空。第二天一早，他被起床号惊醒的时候，天还没亮透。号声从营部那边传过来，尖利得像一把刀，把黎明劈成两半。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灰的。他在灰的那一半里坐起来，腰僵硬得像一根锈住的钢筋，每动一下都发出无声的抗议。
出操的时候他没去。这是他从那边回来以后第一次不出操。刘副班长在门口探了一下头，看见他坐在床边，嘴唇动了动，想问什么，又咽回去了。王飞朝他摆了一下手，说了一句“我晚点去”，刘副班长点了一下头，把门带上了。
脚步声远了。操场上传来集合的哨声，一、二、三、四的口号声震得窗户纸嗡嗡响。王飞低着头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两侧，指节发白。腰里那个东西又来了，不是疼，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说不清是什么的、比疼更难忍的酸胀。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请假条，又看了一遍。
三天的假，教导员签了字。空白的理由栏里他写了两个字：“私事。”他不打算填别的了。私事就是私事，不需要解释。在部队待了这么多年，他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些话不用说，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话说了也没用。私事是第三种。
他把请假条折好，揣进胸口的口袋里。口袋盖上有一个扣子，他扣上了，拍了拍，像在确认什么，又像在跟什么告别。
早饭他没去食堂。刘副班长从食堂回来的时候给他带了两个馒头和一块酱豆腐，用一张草纸包着，放在他床头。酱豆腐的油渗进了草纸里，在纸上洇开一圈暗红色的印子，像一枚印章，像一滴血，像一朵开在纸上的、不会凋谢的、没有香味的花。
“排长，你真要走三天啊？”刘副班长蹲在他面前，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仰着脸看他。中士军衔，黑黑瘦瘦的，笑起来嘴巴咧得很大，但今天没笑。
“嗯。”
“教导员知道吗？”
“他批的。”
刘副班长不说话了。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声音压得很低：“排长，你要是去看病，你跟我说，我陪你去。你要是回家，我就不拦你了。”
王飞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刘副班长的眼睛不大，但很亮，亮得像两颗被擦过的铜纽扣，亮得像两颗能照见人的、什么都藏不住的、什么都骗不了的小镜子。
“我不看病，也不回家。”
“那你去哪？”
王飞没回答。他把那块酱豆腐夹进馒头里，咬了一口，嚼得很慢。馒头是碱放多了的那种黄，嚼在嘴里发苦。但他吃得很认真，一口一口的，像一个在完成任务的、不需要食物有味道的、只需要吃饱的兵。
刘副班长看了他一会儿，见他不再说话，就识趣地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丢下一句：“排长，你早点回来。”
门关上了。
王飞吃完馒头，站起来，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叠得很慢，慢到每一个褶都要压三遍，慢到每一条棱都要掐五次。被子是旧的，洗得发白，边角都起了毛。他把叠好的被子放在床尾，端详了一下，伸手又整了整右上角，让它更像一把刀，更不像一床被子。
然后他走出了宿舍。
营区的路是土路，前两天刚下过雨，路面上还有没干透的水坑。他绕过水坑，沿着操场边走。操场上在练队列，值班的排长嗓子都喊哑了，喊出来的声音像一面破锣，但破锣也有破锣的响法，破锣也有人在听，破锣也在用力地、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的声音喊到最大。
有人喊他。
“王排长！”
他转过头，是三连的文书，一个戴眼镜的下士，跑过来的时候眼镜在鼻梁上一颠一颠的，像随时要掉下来又始终没掉。
“王排长，有你一封信。”文书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
王飞接过来。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但那个字他认得。是丽媚的字。丽媚的字写得很大，大得不像一个女人写的，每一笔都用力，用力到钢笔尖把纸都戳破了几个地方。收件人那栏写着他的名字，后面加了两个字“亲启”。亲启。她从来不写这两个字。以前写信从来不写。
他撕开信封的时候手指顿了一下。不是因为不想看，是因为他大概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丽媚不是那种会写“我想你”的人，也不是那种会写“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人。她写的一定是正事，是那种你不回信也说得过去、但不回信你会觉得对不起她的正事。
信纸只有一张，叠了两折。
“王飞：
见字如面。
我下个月去分区教导队报到，为期半年。孩子已经送回老家了，咱妈带着。
你的腰怎么样了？上次你哥来信说你走路不对劲，我问你你不说，我也不想问了。你有空回封信就行，不用写多，写几个字告诉我你还活着就成。
丽媚
王飞把信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字，第二遍看字缝里没写出来的东西。丽媚这个人，越重要的事越写得轻。说去教导队半年是轻的，说孩子送回老家也是轻的，说“你还活着就成”更是轻的，轻得像一根头发丝，轻得像一声还没出口就咽回去的叹息。但他读得出来，那些轻的底下压着多重的分量。
教导队。半年的教导队。
他想象了一下丽媚在教导队的样子。丽媚不是那种高大的女人，但站在队列里很扎眼，不是扎眼的好看，是扎眼的认真。她做什么事都认真，认真到像在跟什么较劲，认真到让人觉得她身后有一个人在看着、她不能让那个人失望。那个人是谁，他没问过，但大概知道是他。
他把信折好，没有放回信封，而是和那张请假单叠在一起，揣进了胸口的口袋里。两张纸贴在一起，一张是离开的，一张是等着的。一张是他写给教导员的理由，一张是丽媚写给他的理由。两张纸都没有说真话，但两张纸都说了最真的话。
他继续往前走，走出了营门。
营门外是一条土路，两边种着杨树，树不大，是前年才栽的，细得像扫帚苗子。风一吹，树叶哗啦啦地响，声音不大，但很密，密得像有人在说悄悄话，密得像有好多张嘴同时在说同一件事。
他沿着土路往镇上走。从营地到镇上是四里地，走快了三十分钟，走慢了四十分钟。他不快不慢地走，每一步都不大不小，像一个在量路的人，像一个在算日子的人，像一个在丈量自己和什么东西之间的距离的人。
走到镇上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镇子不大，一条街走到头，街上有一家杂货铺、一家铁匠铺、一家饭馆、一个邮局。邮局是他要去的地方。他推门进去的时候，柜台后面的老梁正趴在桌上打盹，口水把报纸洇湿了一大片。老梁是这个镇上的老人了，穿了多少年军装的人他都认识，谁来了谁走了谁调了谁退了，他比政治处都清楚。
“老梁。”
老梁抬起头，擦了一下嘴角，眯着眼看了他两秒钟，认出来了。“哟，王排长。寄信？”
“嗯。寄信。”
王飞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放在柜台上。老梁拿起来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又翻过来看了看寄信人那一栏，没说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邮票，蘸了糨糊，贴在信封右上角。糨糊从邮票边缘溢出来一小点，黏糊糊的，透明的，像一滴还没来得及落下来的眼泪。
“八分钱。”老梁说。
王飞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票子，拣了一张一角的递过去。老梁找了他两分钱，两个铜板，扔在柜台上，叮叮当当的，声音清脆得像在报数。王飞把铜板揣进口袋，铜板和处方笺碰到一起，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响动。铜是凉的，纸是热的。凉的铜挨着热的纸，凉的铜变得不那么凉了，热的纸变得不那么热了。它们在他的口袋里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样的温度。
“老梁，这信到临汾要多久？”
老梁想了想，伸出三根手指头。“三天？不止。五天？差不多。路上不太平，到处在修路，谁知道呢。快了三五天，慢了七八天。打仗嘛，信能到就不错了。”
打仗嘛。老梁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平得像在说馒头涨价了，平得像在说一件每天都发生、每个人都习惯、没人觉得奇怪、没人觉得应该不发生的、正常的事。
王飞看了一眼柜台上的木匣子。木匣子里躺着十几封信，有往南寄的，有往北寄的，有往东寄的，就是没有往西寄的。他的信是唯一一封往西去的，信封朝西躺着，像一个在说再见的、一个不想说再见的、一个说了再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的人。
“走了。”王飞说。
“慢走。”老梁说。
走出邮局的时候，街上的人多了一些。有赶着驴车的，驴脖子上挂着一只铃铛，叮当叮当的，声音不紧不慢，像一个有耐心的、不着急赶路的、知道路还很长所以不用着急的老人。有挑着担子卖菜的，菜上洒了水，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还带着水珠的、还在呼吸的、还活着的东西。
王飞站在邮局门口，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封信寄走之后剩下的那几张纸——请假条、处方笺、地图。三样东西。信已经不在口袋里了。信在木匣子里，木匣子在柜台上，柜台在老梁面前，老梁在邮局里，邮局在这条街上，这条街在这个镇上，这个镇子在离他的营地四里地的地方，离临汾不知道多少里的地方，离丽媚不知道多少里的地方。
信走了。他还在。
他站了很久，久到卖菜的人都走过去了，久到驴车都叮当叮当地走远了，久到邮局门口那块被踩了一百年的石阶被他站出了一小片阴影。
然后他往回走了。
在回去的路上，他又走了四十分钟。不快不慢，每一步都不大不小，像一个在量路的人，像一个在算日子的人，像一个在丈量自己和什么东西之间的距离的人。但这一次，他突然发现，他量不出来。他不知道自己离丽媚有多远，不知道是四百里还是八百里，不知道要走几天几夜，不知道要转几次车、换几次船、等几个天亮、熬几个天黑。
他只知道，丽媚在等他的信。
信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不知道到了以后丽媚还在不在。不知道丽媚收到信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去了教导队。不知道教导队的信能不能转到。什么都不知道。
他走回营门的时候，站岗的哨兵给他敬了个礼。他回礼，步子没停。营区里有人在训练，爬战术的爬战术，投弹的投弹，四百米障碍场上有人在跑。他远远地看见小周站在障碍场边上，手里拿着秒表，眼睛盯着跑道，嘴里念念有词。不是背东西，是在过障碍，是一个一个地在脑子里过，是那种把自己关在脑子里、在想象中一遍一遍地跑、在想象中一遍一遍地翻、在想象中一遍一遍地摔、在想象中一遍一遍地爬起来的练法。
小周看见他了，跑过来，气喘吁吁的，脸上全是灰，眼睛里全是光。
“排长，你今天不在？”
“请了三天假。”王飞说。
小周愣了一下，眼睛里那团火暗了一瞬，但只是一瞬，马上就重新烧起来了，烧得比刚才还旺。“排长，你放心去，你回来的时候，我肯定能跑进一分五十。”
王飞看着小周，看着那张还年轻的、还没被生活揉皱的、还不知道什么叫好不了的、还在相信一切都会更好的脸。他想起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起自己以前也相信只要够努力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想起自己以前也相信汗水能解决一切问题，想起自己以前也相信只要跑得够快就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甩在身后——包括疼痛，包括记忆，包括那块预制板。但那是以前。那是那块预制板还没压下来的时候。
他伸出手，拍了拍小周的肩膀。那只手落在小周肩上的时候，小周的肩膀抖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又像被什么东西暖了一下。
“慢一点，没关系。到了就行。”他说。
小周用力地点了点头，转身跑回了障碍场。他跑出去的时候步子很大，大得像在追什么东西，大得像在被什么东西追，大得像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大得像一个还不知道自己可能到不了的人。
王飞看着小周跑远的背影，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几张纸，摸到了那个“休”字被磨掉的最后一笔，摸到了丽媚那封信上被钢笔尖戳破的小洞——那个小洞现在不在口袋里了，那个小洞在信上，信在木匣子里，木匣子在老梁面前。但那个小洞的形状还在他的手指上，像一个印子，像一个被烙上去的、抹不掉的、永远都在的、比疼更轻但比痒更深的印记。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天。太阳在正头顶，亮得刺眼，亮得像一个问号，亮得像一个答案，亮得像一个你找了很久、以为找到了、拿到手里才发现上面什么都没写的、空白的、等着你自己往上写字的天。
他朝着营部走去。请假条在口袋里，三天的时间在等他。他不知道自己要用这三天去干什么，不知道是要去看病，还是要去临汾，还是要去教导队，还是要去一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好好想一想那个他一直不敢想的问题…
如果那块预制板现在压下来，他还能撑住吗？
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是那个撑过了去年、撑到了现在、撑到了这里的腰，还能不能再撑一次的问题。是那个好了也好不了的、疼了还要疼的、撑了还要撑的、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的、但还在撑的自己，到底还能撑多久的问题。
他没有答案。
但他知道信在路上。信在路上走，走三五天，走七八天，走不知道多少天。信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在营区里走。信和他之间隔着的那些路、那些山、那些河、那些不知道名字的村庄和城镇、那些正在打仗和正在准备打仗的人，他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不知道它们有多远。但他知道信在走。信在走，就像他在走。信在路上，就像他在路上。
他这样想的时候，步子没停。
走到营部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伸手摸了一下胸口的口袋。信已经不在那里了。信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那个口袋还是热的，热得像信刚离开时的温度，热得像还有什么东西在那里、还没走、还舍不得走、还在犹豫要不要走。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教导员在里间等他。比武的同志在办公桌上等他。
三天的时间在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