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佩文的短暂通话，像一道微弱的电流，激活了苏清越近乎枯竭的希望。她知道，这把由连号新钞铸成的钥匙，已经交到了最有可能使用它的人手中。但铁窗内的危机并未解除，反而因她的这次“通话”而可能骤然加剧。
对手的反应比她预想的更快，也更直接。
当天晚饭后不久，监室的门被粗暴地打开。赵卫国带着两名面色冷峻的陌生男子走了进来，空气中瞬间弥漫开一股无形的压力。赵卫国的脸上再无之前那种公式化的严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赤裸裸的阴沉和审视。
“苏清越，看来你在这里也没闲着。”赵卫国声音不高，却带着刺骨的寒意，“串供？教唆伪证？现在还敢通过律师传递虚假信息，企图干扰侦查？”
苏清越平静地站起身：“赵主任，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与律师的通话，是在合法合规的程序下进行的，内容仅限于法律咨询和案情沟通。至于串供、教唆，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诬陷，我已经提交了书面说明。”
“书面说明？”赵卫国冷笑一声，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正是苏清越写的那份《关于对非法取证及伪造证据的严正声明》，“你说的是这个？充满了无端臆测和对办案人员的恶意攻击！苏清越，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不仅仅是最初的受贿和违规，现在又加上在押期间对抗调查、企图翻案！你这是罪上加罪！”
“我的声明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合理质疑。如果办案机关认为我的质疑是无端臆测，请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反驳，而不是用空洞的指责来施加压力。”苏清越毫不退让，目光直视赵卫国，“至于那份所谓的刘芳翻供笔录，其形成时间、逻辑矛盾以及可能存在的逼供诱供嫌疑，我已明确提出异议，并要求与刘芳当面对质，调取完整监控。这些要求，符合法律规定。”
“对质？监控？”赵卫国旁边一名脸型瘦削、眼神锐利的男子突然开口，他的声音嘶哑，像是金属摩擦，“苏清越，你以为这里是法庭吗？你现在是在接受组织审查！组织的调查，有组织的程序和纪律！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组织的程序和纪律，同样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之上。”苏清越转向这名男子，“任何调查，如果脱离了事实，践踏了法律，那就不是真正的组织审查，而是某些人假借组织名义进行的非法勾当。”
“你放肆！”瘦削男子勃然作色。
赵卫国抬手制止了他，死死盯着苏清越，眼中寒光闪烁：“好，很好。苏清越，你的口才和逻辑，我算是见识了。但光靠嘴硬，改变不了铁证如山的事实。你坚持不认罪，对抗调查，那我们就看看，是你的意志硬，还是国家的法律硬！”
他挥了挥手：“鉴于你目前的态度和涉嫌在押期间新的违法行为，经研究决定，对你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即日起，取消放风，取消一切非必要通信和会见，直至你端正态度为止！” 他特意加重了“非必要”三个字，显然是要切断她与陈佩文乃至外界的联系。
“另外，” 赵卫国补充道，语气带着一丝残忍的玩味，“你关心的那个刘芳，经过教育，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交代了更多问题。她不仅承认了之前是受你教唆，还供出了一些关于你其他经济问题的线索。很快，就会有新的证据补充进来。苏清越，你的时间不多了。好好想想吧。”
说完，他不再给苏清越任何辩驳的机会，带着人转身离去。铁门轰然关闭，落锁的声音格外沉重。
取消放风，切断通信会见。这是要将她彻底孤立，在无声的囚禁中消磨她的意志，同时在外围加紧构筑更严密的“证据”牢笼。刘芳被他们控制得更紧了，甚至可能被逼迫做出了更多对她不利的“供述”。
形势急转直下，黑暗似乎要将她彻底吞噬。
苏清越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缓缓闭上眼睛。赵卫国最后的话，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透露了一个信息：对手正在快马加鞭地“完善”证据链，可能正在伪造更多关于她“其他经济问题”的材料。他们急了。
为什么急？是因为陈佩文律师已经开始了外部调查，让他们感到了威胁？还是更高层面出现了某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变数？
她想起李管教之前说的“上面查得严”，以及报纸上那条关于“银行内部人员违规提取新钞”的简讯。也许，风暴并不只在她的监室内酝酿。
孤立，是压力，也可能是机会。当所有的监视和干扰被压缩到最小，当对手以为她已经无能为力时，一些最原始、最隐蔽的沟通方式，反而可能被忽略。
她开始更加细致地利用每天唯一固定与外界接触的环节——三餐递送。送饭口很小，防爆玻璃很厚，传递物品的托盘槽很窄。但每次递送，总有那么一两秒，她的手会和送饭人的手有极其短暂的、隔着托盘的接近。
她无法说话，也无法传递纸条。但她可以传递节奏。
她开始有规律地在接过餐盘时，用手指在托盘边缘或塑料餐碗的底部，进行极其轻微但特定次数的敲击。第一次，三短一长（代表字母“V”，也是“胜利”或“核实”的象征）；第二次，两短两长（代表“I”，或“信息”）；第三次，一短三长（代表“b”，或“银行”bank）……她用这种最基础的摩尔斯电码变体，尝试向那个可能同情刘芳、或者至少不是赵卫国一伙的食堂工作人员传递信息。内容很简单，重复敲击“核实刘芳”、“银行新钞”。
她不知道对方能否察觉并理解，这更像是一种绝望中的尝试，一种在绝对寂静中发出的、连她自己都不确定能否被接收的微弱的“声音”。
日子在绝对的封闭和寂静中流逝。没有放风，没有报纸，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声响。只有一日三餐递送时那短暂的声响，以及夜深人静时远处隐约的、不知来源的动静。苏清越依靠记忆中的训练，进行着有限的身体活动和大量的冥想思考，维持着身体机能和精神警觉。
她反复推演着外部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陈佩文应该已经向检察机关提交了法律意见，申请调查连号新钞和保护刘芳；周维如果脱困，一定也在暗中活动；吴正平厅长绝不会坐视不理；或许，更高层的目光已经投向了这个案子……
她的推断没有错。
就在她被严格隔离的第五天深夜，监室外走廊里传来了不同寻常的动静。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而是多人，步伐整齐而急促，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铿锵。说话声隐隐传来，用的是她熟悉的、更高层级机关人员那种简洁而具权威性的语调。
她的心猛地一跳。
不久，她的监室门被打开。出现在门口的，不是赵卫国，也不是看守所的管教，而是三名穿着不同制服的人：一人穿着检察官制服，肩章显示级别不低；一人穿着公安部督察局的制服；还有一人，穿着笔挺的西装，神情肃穆，胸前别着党徽。
李管教畏缩地跟在后面，脸色苍白。
“苏清越同志。” 为首的检察官开口，声音沉稳有力，“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公安部督察局及中央政法委相关部门的联合工作组。现依法对你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办案程序合法性、证据收集规范性以及你的人身权利保障情况进行核实调查。请你配合。”
联合工作组！最高检、公安部督察局、中央政法委！级别之高，超出想象！
苏清越瞬间明白，外部的攻势，已经以最正式、最强大的形式，攻入了这座看似铁板一块的堡垒内部。陈佩文的申请、周维和吴正平的努力，或许还有那份被她“寄出”的声明材料（如果李管教真的找到了机会），以及对手过于急切和拙劣的表演，终于引来了雷霆般的关注。
她挺直脊梁，清晰回答：“我配合调查。”
工作组的询问细致而专业，围绕她被“规”的地点、程序、讯问方式、有无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所见到的“证据”出示情况、刘芳翻供笔录的疑点、以及近期被加重隔离的原因等展开。苏清越的陈述客观、清晰，重点突出程序违法和证据伪造嫌疑，并再次强调了连号新钞的关键性。
询问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工作组人员记录得非常认真，不时提问细节。
最后，那位西装领导严肃地说：“苏清越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工作组会依法全面核查。对于你提出的关于证据疑点、对质申请、证人保护等要求，我们会督促有关办案机关依法办理。在调查期间，你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从现在起，恢复你的正常放风、通信会见等权利，任何变更必须经过工作组批准。如果遇到任何不公正对待，可以直接向驻所工作组反映。”
“谢谢组织。” 苏清越心中波澜起伏，但语气依旧平稳。
工作组离开了。李管教留下来，眼神复杂地看着苏清越，低声道：“上面……来了好多人，赵主任他们……都被叫去谈话了。看守所的领导也换了……”
苏清越点了点头。风暴终于从外部，猛烈地刮进了这座囚笼。
她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胜利，只是战斗进入了新的、更复杂的阶段。对手绝不会轻易认输，他们树大根深，必然还有反扑。但至少，最黑暗的孤立被打破了，正义的天平，第一次出现了向她倾斜的迹象。
内外交攻之下，看似坚不可摧的诬陷之墙，已经出现了第一道清晰的裂痕。接下来，就看谁能更快地抓住机会，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夜深了，但苏清越毫无睡意。她站在监室那扇高高的、带着铁网的小窗下，第一次清晰地听到了远处传来的、这座城市深夜依旧隐约可闻的车流声。
那声音，代表着流动，代表着外界，代表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