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苏婉清回到公司，向贾玉振汇报。贾玉振听完，什么也没说，只是起身走到书架前，从最上层取下一本账簿——张万财留下的那本，边角磨得发白，很多页有暗褐色的血迹。
他翻开一页，上面写着：“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七日，收何三姐卖菜钱三元八角，用于购买二十个孩子三日口粮。”
三元八角。二十个孩子三天的饭钱。
而现在，有人张口就要“干股”，要分走公司未来可能产生的利润——那些本该用来印教材、办培训、救难民的利润。
贾玉振合上账簿，声音很平静：
“回绝他。明确告诉他：中美联合实业公司没有干股，每一分股份都有对应的出资和使命。想要股份，拿真金白银来买，而且买了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是分红，是为中国文化教育出力的责任。”
“可是玉振，”苏婉清担忧，“姓陈的背后是孔家，我们得罪不起……”
“得罪不起，也要得罪。”贾玉振转身，“婉清，你记不记得万财叔临终前说的话？”
“记得。他说：‘账本要收好。’”
“为什么账本要收好？”贾玉振问，然后自答，“因为账本干净，人才能干净。公司今天给了干股，明天就会有人要更多。今天妥协一次，明天就要妥协一百次。到时候，我们和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有什么区别？”
苏婉清沉默了。
贾玉振走到书桌前，铺开信纸：“给玛丽·温斯洛写信。告诉她，重庆有些‘家族势力’，正在试图从国际文化援助项目中牟取私利。请她在《时代》周刊上写一篇报道，谈谈‘援助资金在战时中国的困境与希望’——不用点名道姓，但要让该懂的人看懂。”
“这样……会不会激化矛盾？”
“矛盾一直都在。”贾玉振开始写信，“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中美联合实业公司，贴着星条旗的护身符，也贴着中国良心的底线。谁想越线，先掂量掂量国际舆论的分量。”
信寄出一周后，《时代》周刊亚洲版刊登了玛丽的专栏。
标题很温和：《希望的印厂：重庆一座合资企业的故事》。文章大部分在写公司如何培训难民、如何印刷教材、如何为战时文化教育贡献力量。但在文章最后三段，笔锋一转：
“……然而，即使在这样充满希望的事业中，阴影依然存在。记者了解到，某些本地势力试图将国际援助项目变为私产，向企业管理层施压要求‘干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私下表示：‘在重庆，没有靠山的生意做不大。’”
“对此，公司董事长贾玉振先生的回应简单而坚定：‘我们的靠山是四万万需要文化的中国百姓，是千千万万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孩子。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靠山。’”
文章传到重庆时，引起了小范围的震动。
陈先生再也没有出现过。
孔祥熙在行政院一次内部会议上，突然强调要“规范外商投资管理，杜绝权力寻租，确保国际援助真正惠及民众”。
而坊间开始流传一个说法：
“贾先生的厂，贴着星条旗的护身符。贪官想伸手，先问问华盛顿答不答应。”
深夜，厂房里依然亮着灯。
新安装的海德堡印刷机在赶印第一批识字课本——是为难童学校印的，五千册，免费。机器的轰鸣声透过墙壁传来，低沉，持续，像这个古老民族在深夜里不肯停止的心跳。
贾玉振独自站在办公室窗前，手里拿着一本刚装订好的识字课本。封面是淡黄色的粗纸，上面印着“平民千字文”五个字，是他亲手写的楷体。翻开内页，油墨香扑面而来。
第一课：“人，一人，二人，三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是人。”
简单到幼稚的句子。但他知道，对很多孩子来说，这是他们认识世界的第一个窗口。
窗外，重庆的夜色浓得化不开。但厂房里的灯光很亮，照在崭新的机器上，照在堆积如山的纸张上，照在那些刚刚学会操作机器的年轻学徒脸上——他们很多是难民，是孤儿，是希望食堂长大的孩子，现在穿着统一的工作服，手上沾着油墨，眼睛里有了光。
贾玉振看着这一切，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北平那个冬天，他第一次意识到文字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
现在，他有了机器，有了纸张，有了美国的资金，有了“星条旗的护身符”。
但本质上，他还是在做同样的事：用文字，对抗黑暗。
只是现在，文字可以变成五千本识字课本，可以传到更多孩子手里。
可以照亮更多黑暗的角落。
他放下课本，走到书架前，从最上层取下三样东西：何三姐那条补了七个补丁的围裙，张万财那副摔碎了镜片的老花镜，冯四爷那把刀柄红绸褪色的短刀。
他把这三样东西放在办公桌上，摆在崭新的识字课本旁边。
粗糙的粗布，破碎的玻璃，磨损的刀鞘——和洁白的纸张、清晰的印刷、先进的机器，形成一种刺眼而又和谐的对照。
“三姐，万财叔，四爷，”他轻声说，声音只有自己能听见，“你们用命守的东西，现在……能传到更远的地方了。”
窗外，机器的轰鸣声持续不断。
像誓言。
像这片土地在深夜里，固执的、不肯熄灭的——
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