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我们搭乘最早一班马车离开了贝克街。
伦敦的雾比前一日更浓了。
马车驶过摄政街时，我看见路边的煤气灯仍然亮着，一团团昏黄的光晕在雾中浮动，如同溺水者在浊浪中伸出的手。车夫不得不将速度放慢到比步行快不了多少的程度，马蹄踏在潮湿的鹅卵石上，发出沉闷而孤寂的回响。
福尔摩斯坐在我对面，从出门到现在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身穿那件深灰色的长披风，领口高高竖起，遮住了半张脸。我只能看见他那双敏锐得如同出鞘刀锋的眼睛，此刻却仿佛望向了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他的嘴唇紧抿成一条细线，右手无意识地转动着那根从不离身的手杖，银质的猎犬头杖柄在昏暗中偶尔反射出一丝冷光。
我知道这样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在过去几年与福尔摩斯共处的岁月中，我渐渐学会了一件事：当他在接到一桩新案件后陷入长久的沉默时，那绝不是在发呆。他的大脑正在以常人难以企及的速度运转，将每一个已知的细节放在他那架精密的逻辑天平上反复称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形式的交谈都是多余且不受欢迎的。于是我也保持了沉默，将目光投向车窗外那片流动的、不透明的灰色。偶尔有行人从雾中浮现，又迅速被雾气吞没，如同一场无声的皮影戏。
马车在蓓尔美尔街一扇朴素无华的黑色大门前停了下来。门上没有任何标识，没有招牌，没有门牌号，只有一个黄铜门环，擦得锃亮，形状是一只紧握着橄榄枝的手。
说起第欧根尼俱乐部，我不得不在此处稍作说明。它是伦敦最古怪的绅士俱乐部，接纳的全是城里最孤僻、最不喜交际的人。俱乐部有一条铁一般的规矩，在公共区域内，严禁交谈。据说曾有一位子爵在阅览室里无意中对邻座说了一句“这天气真糟糕”，第二天便收到了措辞客气的退会通知。这条规矩看似不近人情，但对于那些真正渴望在喧嚣的伦敦城中寻得一方绝对安静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一处难得的避难所。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是这家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它最忠实的常客。
我们推门而入，穿过一道厚重的天鹅绒门帘，进入了大厅。
这里的安静令人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壁炉中的火焰无声地燃烧着，地上铺着厚得足以吞没一切足音的波斯地毯，那暗红色的繁复花纹已经被长年累月的踩踏磨出了经纬。大厅里散坐着七八位绅士，每一个人都深陷在高背扶手椅中，面前摊着报纸或书籍，彼此之间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距离。
没有人交谈，没有人咳嗽，甚至没有人翻报纸时发出稍微响亮一点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旧皮革、雪茄烟和上光蜡的气味，光线从厚重的深绿色窗帘缝隙中透进来，将一切染上了一层古旧的琥珀色。整个场景宛如一座沉入海底的图书馆，连时间本身都仿佛在这里放慢了流速。
福尔摩斯走向大厅深处一扇不起眼的门。门后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尽头是这间俱乐部中唯一被允许进行交谈的房间:访客会客室。当我们推门进入时，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已经在那里了。
如果说有哪两个人能让我在见到时立刻惊叹于血缘的力量，那便是歇洛克·福尔摩斯与他的兄长迈克罗夫特。他们有同样高耸的颧骨，同样锐利的灰色眼睛，同样宽阔饱满的前额——这是属于福尔摩斯家族的面相印记。
然而迈克罗夫特在体格上比歇洛克大了整整一圈，整个人深陷在一把特制的大号扶手椅中，仿佛一座被安放在座位上的山。他的面前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杯波特酒、一小碟干酪和一份翻开的《泰晤士报》，报纸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铅笔批注——字迹极小，却异常清晰，一眼便知出自同一个习惯用精确性来弥补一切不确定性的大脑。
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从他那双与歇洛克如出一辙的灰色眼睛里看到了一种罕见的情绪。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那是一种审慎的、克制的不安，如同一个站在甲板上的船长在远方的天际线上瞥见了一抹不属于任何气象记录的异色。
“请坐，歇洛克。还有您，华生医生。”迈克罗夫特的声音低沉而平缓，“感谢您愿意一道前来。我猜想，歇洛克已经向您透露了大致的情况。”
“他告诉我的，不如我自己猜测的多。”我如实回答，在迈克罗夫特对面的一把深绿色皮椅上坐了下来。
“那么您一定已经猜到，此事非同小可。”迈克罗夫特将粗壮的手指交叉放在腹部，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与他弟弟如出一辙，“否则我不会亲笔写那封信，更不会动用俱乐部的专人送信渠道。在我们正式进入正题之前，歇洛克，我想听听你目前所掌握的情况。”
福尔摩斯脱下披风，仔细叠好，搭在椅背上，然后在迈克罗夫特对面坐下。他的姿态是放松的，脊背靠在椅背上，一条腿优雅地搭在另一条腿上。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正无意识地敲击着扶手——一个他只有在极度专注时才会流露出的细微动作。
“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十分有限，”他说，语气平淡，如同在陈述一桩无关紧要的小事，“艾琳·艾德勒——现在应当称她为诺顿夫人——在信中声称她遇到了某种她无法独自应付的麻烦。她请求我前往圣彼得堡，越快越好。她说此事关系到‘千万人的性命’。她的措辞异常紧迫，字迹也失去了她惯常的从容——这一点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以我对艾琳·艾德勒的了解，她绝不是那种会被寻常危险吓倒的女人。”
他停顿了一下，指尖继续轻敲着扶手。
“除此之外，信中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这同样不寻常。一个身处险境的人向他人求助时，通常会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除非她担心信件落入他人之手，或者她所面临的危险本身就难以用文字来描述。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让我认真对待这桩委托。现在，迈克罗夫特，轮到你告诉我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了。”
迈克罗夫特伸手拿起桌上一个深棕色皮质文件夹，那文件夹鼓鼓囊囊的，边缘已经磨损得露出了内层的纸板，显然经过频繁的翻阅。
“我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他说，“但首先，我需要确认一点：你对诺顿夫人过去两年在俄国的行踪，了解多少？”
“几乎一无所知。”福尔摩斯坦率地承认，“八八年她离开伦敦后，我只零星听说她在华沙和维也纳的歌剧院有过几场演出。此后音讯全无。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何时迁居圣彼得堡的。”
“那么，我从头说起。”迈克罗夫特打开文件夹，从中抽出一张薄薄的电报纸，那纸张在炉火的映照下泛着半透明的淡黄色，“艾琳·诺顿——我仍然习惯称她为艾德勒小姐——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抵达圣彼得堡。她的丈夫戈弗雷·诺顿律师在那座城市开设了一家事务所，主要代理英国商人在俄国的法律事务。艾德勒小姐则以声乐教师的身份活跃于彼得堡的上流社交圈。凭借她的才华与魅力，她很快便成为了几位显贵家族沙龙的常客。”
“这听起来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展开。”福尔摩斯说。
“起初的确如此。但大约三个月前，情况发生了变化。”迈克罗夫特的手指在电报上轻轻点过，“据我在圣彼得堡的联络人报告，艾德勒小姐在某次沙龙的晚会上结识了一位名叫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的贵族。这个名字，歇洛克，你应当有印象。”
福尔摩斯的眉头微微皱起。“斯塔夫罗金——那个几年前在西欧各国游历、惹出过不少丑闻的俄国贵族？”
“正是他。”迈克罗夫特说，“他在俄国上流社会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存在。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两者皆是。但重要的是，斯塔夫罗金在最近两年中，成为了一个名为‘极光会’的秘密社团的核心人物。”
“‘极光会’。”福尔摩斯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仿佛在舌尖上品味它的分量，“我从未听说过。”
“在此之前，我也没有。”迈克罗夫特说着，又从文件夹中抽出了一张纸，这次是一份手写的报告，字迹密密麻麻，“这也是整件事中最令我不安的部分。一个完全不在我们情报视野内的组织，却在过去一年中聚集了大量来自俄国贵族阶层、科学界乃至军方的成员。他们的公开活动听起来完全无害：以‘科学研究’为名，探讨地质学、考古学和某些更为冷门的学术领域。但据我得到的消息，他们的真正兴趣集中在西伯利亚。准确地说，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施工沿线发现的某些异常地质现象。”
他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折叠的地图，展开铺在桌面上。那是一幅西伯利亚中部的简图，铅笔标注的铁路线从中部横贯而过，而在某一处被红色墨水圈出的地点旁，打了一个粗重的问号。
“西伯利亚大铁路。去年正式动工，这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最野心勃勃的国家工程。一旦建成，它将使俄国具备在六周内向远东投送十万兵力的能力——这对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既得利益将构成直接威胁。”
迈克罗夫特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沿着那条横贯西伯利亚的细线，“然而在这项工程中，有一些环节的施工进度被列为最高机密。我的联络人冒着极大的风险才确认了其中一处地点：位于叶尼塞河以东大约一百二十英里的一处永冻层地带。铁路的官方路线并未经过此处，但施工队却在那里进行着规模不小的钻探作业。”
“以铁路施工为掩护。”福尔摩斯说，这已经不是一句疑问。
“正是。”迈克罗夫特点头，“而且负责该处作业的，并非铁路工程局的官方施工队，而是一支由‘极光会’直接雇佣的私人勘探队。他们的设备清单中包含了大量通常不会出现在铁路施工中的精密仪器，地质钻探取样器、光谱分析仪、以及一批从德国订购的特殊低温保存装置。”
会客室里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福尔摩斯将指尖对拢，搁在下颌处，这是他进入深度思考状态时的标志性姿态。
“他们挖到了某种东西。”他最后说。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迈克罗夫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大约六周前，他们从永冻层深处挖出了一批所谓的‘样本’。具体是什么，我的联络人无法确认——所有参与该项目的工人都被要求签署了一份严苛的保密协议，违者以叛国罪论处。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批样本被秘密运往圣彼得堡，并在‘极光会’的一次内部集会上进行了展示。而艾德勒小姐，经由斯塔夫罗金的引荐，恰好出席了那场集会。”
迈克罗夫特停顿了一下。壁炉中一块烧透的煤塌了下去，发出一声沉闷的碎裂声。
“集会上发生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公开记录。但据一个侥幸逃脱的服务人员的说法——此人后来在醉酒时向我的联络人吐露了只言片语——那场展示‘出了事故’。有三个人在那一晚之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艾德勒小姐在集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便从她惯常出入的所有社交场合消失了踪迹。”
福尔摩斯沉默了片刻，然后站起身来，缓步走到窗前。窗外仍然是那片无边无际的黄色浓雾，厚重的窗帘将室内与室外隔绝成两个互不相通的世界。当他开口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很少听到的凝重。
“迈克罗夫特，你刚才说了很多。但你省略了最关键的一点：你究竟希望我做什么？”
迈克罗夫特将粗壮的双手平放在桌面上，目光直视着他的弟弟。
“我希望你去圣彼得堡，找到艾德勒小姐。她在失踪前寄出的那封信，是她的最后一封通信。寄出时间与她最后一次被目击之间，相隔不到四十八小时。”他说，“与此同时，我希望你查明‘极光会’从西伯利亚挖出的究竟是什么。”
“这听起来更像是情报部门的工作，而不是我的。”福尔摩斯转过身来，目光锐利，“告诉我实话，迈克罗夫特。你调动我并不仅仅是为了营救一个女人或调查一个秘密社团。这件事与帝国利益有关。”
迈克罗夫特沉默了片刻，然后极轻地点了一下头。
“如果‘极光会’挖掘出的是某种可以被武器化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英国政府需要比俄国人更早了解它的性质。”他说，“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今晚的跨海火车，经巴黎转往东线。你们在圣彼得堡的联系人会在车站接应。你们将以地质勘探顾问的身份行动，公开的任务是评估西伯利亚铁路对英国在亚洲商业利益的影响。这是你们的证件和介绍信。”
他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个深棕色的信封，推过桌面。
福尔摩斯走上前去，拿起信封，却没有立刻拆开。他站在桌前，俯视着坐在扶手椅中的兄长。兄弟二人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汇，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某种无声的交流在他们之间发生，那是一种只有共同血脉才能承载的理解。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缓缓开口，“你刚才说，你无法确认从永冻层中挖出的是什么。但你已经有了猜测。”
这不是疑问句。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壁炉中又有两块煤塌了下去，溅起一蓬暗红色的火星。当他终于开口时，他的声音降到了几乎是耳语的程度。
“我的猜测对你不会有任何帮助，歇洛克。因为我的猜测本身就不属于理性的范畴。”
他伸手拿起桌上那杯波特酒，举到唇边。我注意到那只手在微微颤抖——这只手，据歇洛克曾经告诉过我，曾在谈判桌上与欧洲各国外交大臣周旋而从未有过一丝动摇。
“这不像你，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轻声说。
“正因如此，”迈克罗夫特回答，“我才感到不安。”
兄弟二人对视了片刻。然后福尔摩斯微微颔首，将信封收入怀中，转身走向门口。
“我们今晚动身。”他停住脚步，没有回头，“华生，你还需要准备什么吗？”
“我的旧军医出诊箱一直在门厅备着，”我说，“里面的吗啡、碘酒和绷带都储备齐全。至于武器，我有一把在前线用过的手枪，擦拭上油之后应该还能可靠地射击。”
“那么，下午三点在贝克街集合。不必带太多行李——西伯利亚的冬天不是伦敦的厚呢大衣所能应付的，我们到了俄国之后再添置。”
他推门而出。我跟在他身后。当我回头时，我看见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独自坐在那把巨大的扶手椅中，臃肿的身躯在炉火映照下投下一道长长的、扭曲的影子。他已经放下了酒杯，双手交握在腹部，目光凝视着壁炉中跳动的火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外面的雾比来时更浓了。福尔摩斯快步走在蓓尔美尔街上，披风在身后微微扬起，手杖在石板路面上敲出清脆而急促的节奏。我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直到我们重新坐上马车，他才终于开口。
“华生，你对俄国了解多少？”
“恐怕不多。他们的语言我一窍不通，只记得军医院里有一位俄国同事，喝起伏特加来像喝水一样，但手术刀拿得比谁都稳。”
“那么此行将是你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个绝佳机会。”他的语气忽然变得轻快起来，但我听得出来，那轻快之下压着某种更深的东西，“我建议你在火车上读一读我为你准备的材料。我有一种预感，我们即将面对的事情，比一桩普通的失踪案要复杂得多。”
“复杂到什么程度？”
他将目光转向车窗外，那片流动的黄雾正缓慢地从玻璃外滑过，像某种有生命的、黏稠的实体。
“复杂到我哥哥，在给出他的评估时，第一次回避了理性。”
马车驶入浓雾深处，街角的钟楼敲响了正午十二点。距离我们启程前往圣彼得堡，还有不到十二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