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踩在泥里，跟踩进烂肉差不多，每一步都咕叽一声，往外冒黑水。我骑在马上，斗笠压得低，雨水顺着边沿往下淌，滴在手背上冰得人一激灵。
前面就是山坳村了，比预想的还破。几间土屋歪在坡上，墙皮剥得到处都是，像被狗啃过。村口那棵老槐树倒了半截，横在路上没人挪，估计是嫌费劲。
我翻身下马，把缰绳往旁边石头上一绑，抬脚就往村里走。身后随从想跟，我回头瞪了一眼：“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就行。”
他们立刻站住，连大气都不敢喘。
这村子静得邪门，鸡不叫狗不咬，连个咳嗽声都没有。可我知道有人——草垛后面有眼睛闪了一下，门缝里也有影子动。不是没人，是不敢露面。
我径直走到一家门口，门开着条缝，里面黑乎乎的。一个老头蹲在灶台前，手里捏着半根冷掉的玉米棒子，正一口一口啃。
“大爷。”我开口，“能借个座吗？”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浑浊的眼珠转了转，没说话，但也没赶我走。我自顾自搬了个小板凳坐下，从包袱里掏出个干饼，掰开一半递过去。
他愣了下，摇摇头。
“不吃白不吃。”我说，“等会儿说不定就抢不上了。”
这话一出，他反倒笑了，露出几颗黄牙，伸手接过。我跟着啃了一口饼，咸得齁人，像是用腌菜汁和的面。
“今年收成咋样？”我问。
“还能咋样。”他嗓音哑，“地不够分，雨水又多，两亩坡地打出的粮，交完税剩不下一口。”
“税重？”
“正税倒不多。”他瞥我一眼，压低声音，“可‘协征’‘劳役折银’这些，年年涨。去年说修桥，收了三回钱，桥到现在还没影儿。”
我点点头，没接话。
他又说：“我们这种散户，田少人弱，官册上写五亩，实际耕的不到三亩半。剩下的……都被西头那几家占了去，说是‘代管’，谁敢要回来？要了，明年摊派就翻倍。”
我从怀里摸出一本薄册子，翻开一页，上面是我昨夜对照州府旧地籍抄的残卷。我指着其中一条：“南七镇第三保，原登记耕地三百二十顷，现上报二百四十顷。少了八十多顷，去哪儿了？”
老头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声干得像枯枝刮墙：“大人，您真想知道？”
“不然我来这儿干啥？喝西北风？”
他摇头：“说了也没用。上面有人护着，下面的人不敢说，说了也白说。前年有个老汉去告状，第二天全家就被抓去修河堤，活活累死两个。”
我没吭声，把册子合上，塞回怀里。
走出那户人家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在村中转了一圈，看见几个孩子蹲在田埂上捡麦穗，衣服破得遮不住屁股；一家门口拴着头瘦牛，牛眼里全是血丝，主人正在哭——那是他最后能换钱的东西，明天就得牵去卖了，因为“临时加征”的秋粮款今晚必须凑齐。
我站在坡顶，看着底下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心里没什么波澜，只有冷。
不是没预料到，可亲眼看见，还是不一样。
这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土地隐匿、豪强兼并、税外加税、吏治腐败……一层盖一层，早就烂透了。百姓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不是不怕穷，是怕说了更穷，怕命都没了。
而这一切背后，肯定有人在推着、挡着、捂着。否则一个偏远山村，哪来的胆子年年超征？乡吏哪来的底气克扣救灾粮？那些消失的地契，又是谁在背后改的账？
但我现在不能动。
一动，打草惊蛇。这些人能在地方盘踞多年，背后必有靠山，甚至可能连通州府、直达京官。我现在手里没铁证，没足够兵力，没监察授权，贸然出手，只会被反咬一口，连带着之前建立的一点民心全毁。
得先查清楚。
我转身往村外走，雨又开始下，不大，细密得像针。
回到马边时，随从迎上来：“大人，回吗？”
“回。”我翻身上马，抹了把脸上的雨水，“但先别进镇，绕道去东溪那个废弃磨坊，我记得那儿有个暗格，以前地方d藏情报的地方——现在该换人用了。”
他一怔：“您怀疑……问题不止在村里？”
“废话。”我扯了下缰绳，马往前走了几步，“一群农民能搞出系统性瞒报？你以为他们是自发组织搞乡村振兴呢？”
他闭嘴了。
我骑在马上，脑子里已经开始列事：
第一，调取近三年各村上报的田亩与税额原始文书，比对现存地册；
第二，秘密联络几个退伍老兵，让他们以“探亲”名义混入周边大户当短工，听风声；
第三，把宣策队暂时改成信息收集组，继续用“母猪下崽”“狗咬人”这种土暗语传消息，重点盯乡吏进出、账房烧纸、夜间聚会；
第四，找个由头重启“巡防司稽查权”，为后续清查铺路。
改革得一步步来。
第一步，必须从土地入手。田都不清，谈什么公平赋税？第二步才是税制透明，第三步动人事。现在最缺的不是决心，是火候。
等我把证据攒够，到时候别说几个乡绅，就是京里有人替他们说话，我也能让那份奏折砸得满朝文武闭嘴。
马走得慢，山路滑，但我没催。
我知道，今天看到的每一个画面，都会变成将来我动手时的刀刃。
快到镇口时，我勒住马，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山坳村。
它缩在雨幕里，像一块被遗忘的疤。
然后我甩鞭，马蹄溅起泥水，冲进雾里。
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