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细密得像是老天爷拿筛子往下漏。我坐在主帐里，手边摊着三份刚送回来的防御进度条——字写得歪七扭八，估计是蹲在泥地里用膝盖当桌子写的。一个说箭楼桩子打了一半，土太湿，夯不实；一个说青壮轮番排到第三班了，人困得直打晃；最后一个干脆就画了个圈，旁边批俩字：“能守。”
我没吭声，把三张纸并排钉在墙上，拿朱笔在每个据点名字上点了红点。红得发暗，像干透的血。
外头脚步声来回窜，不是那种慌里慌张的跑，是压着脚跟走的，一步一顿，听着就知道心里没底。亲卫进来报，说西坡那边又有黑衣人影晃，没近前，就在警哨带外绕圈，跟遛狗似的。我说知道了，让他传令下去：火把加双岗，别理他们装神弄鬼，谁擅离职守，按军法办。
他愣了一下，“可……要是他们突袭呢？”
“那就让他们突。”我抬眼，“咱们现在最不怕的就是打明仗。”
他咽了口唾沫，退了出去。
我转回头继续看地图。之前划的那条红笔线已经成了三道封锁带，像三条铁箍，死死卡住剩下这几个还活着的据点。老兵带的那组在东岭，渡口在南，水点靠北，三角撑着，暂时塌不了。但再往外，全是空的。粮道断了，盐车没了，连私底下走货的小路都被盯上了。对方这回学聪明了，不硬碰，专磨你筋骨。
我捏了捏眉心，脑子是疼的，连续两夜没合眼，太阳穴一跳一跳。可不能睡。这时候谁都能倒，我不行。
起身走到案角，拎起那份兵力册又翻一遍。巡防队还能抽八十七人，但得留三十守中枢，实际能动的不到六十。青壮倒是凑了两百多，可都是庄稼汉，拿锄头行，拿刀腿软。真要打起来，顶多撑一时。
所以不能打。
得拖。
拖到州府看见我的急报，拖到兵司派人来查，拖到御前有人念出我那八个字：“地方生变，权宜自守。”只要上面认这个账，我就还有牌。
但现在，得先把这副烂摊子支棱住。
我叫来两个贴身心腹，一人塞了一卷纸，“东边找陈员外，西边去见李乡正。信我已经写好，你们亲自交到他们手上，不准走官道，绕山脊过去，天亮前必须回来。”
“要是被拦呢？”其中一个问。
“就说你是卖腌菜的，顺路捎点干货。”我扯了扯嘴角，“实在不行，把鞋脱了往脸上抹两把泥，装瘸子也行。总之，东西必须送到。”
他们点头走了。
我知道他们在怕什么。这一去万一撞上黑衣队，不死也得脱层皮。可没办法，中立派现在就跟墙头草一样，风往哪边吹，他们就往哪边倒。我现在递的是橄榄枝，也是考卷——你帮我，我记着；你缩脖子，以后别想从我这儿讨好处。
等他们走后，我换了身深灰布衣，把佩刀藏进袖里，带两个护卫出了帐。
雨小了些，但地上全是水洼，一脚踩下去半截裤管都湿透。第一站去的是东岭据点。老兵正在指挥人堆沙包，见我来，愣了一下，差点把手里的木槌砸自己脚上。
“你怎么来了？这地方脏得很！”
“脏才该来。”我蹲下摸了摸新垒的土墙，“夯得不够紧，明天再加一层芦席，防塌。”
他咧嘴笑了下，露出一口黄牙，“还是你懂行。”
我又看了眼他们搭的简易箭楼，横梁歪了点，但能用。点了两个在夜里主动加哨的民勇名字，当场让文书改了名册，升副哨长。没发钱，也没搞仪式，就这么一句：“以后这片归你们盯着，出事我找你俩。”
两人脸都涨红了，一个劲儿点头。
第二站是渡口。那边情况更糟，堤坝被冲了个口子，水漫进来半丈远。几个妇人带着孩子挤在高处棚子里，脸煞白。我走过去问要不要转移，有个老妇摇头：“走哪儿去？外面比这儿还黑。”
我没说话，转身让人从库房调来防水油布，又拨了十个人过来帮忙堵漏。临走前，在渡口石碑上亲手写了四个大字：“人在堤在。”字丑了点，但够大，够显眼。
最后一站是税点。里正还在，胡子拉碴，眼窝发青，一看就没睡过。他说昨夜有人扔石头进来，砸了登记簿的柜子。我翻开看了看，纸页散了一地，但底册还在。
“没丢就好。”我把柜门踹回去卡住，“明天我给你换把铁锁。”
他忽然抬头看我：“你真不走？”
“我走什么？”我反问，“我在这儿吃饭睡觉拉屎放屁三年了，他们现在想赶我走？门都没有。”
他怔了几秒，突然笑出声，眼角有点湿。
巡查完三个点，天已经蒙蒙亮。我回到主帐，雨水顺着发梢滴在地毯上，洇出一圈深色。文书官赶紧递来干布巾，我没接，直接坐到案前，开始翻各地送来的回报文书。
东岭加固完成六成，预计今日午时可投入使用；渡口漏水已止，百姓情绪稳定；税点新增二十名自愿协防村民……一条条看下来，心稍微落了点。
朱笔轻轻点在地图上那三个红点之间，画了个虚线三角。
还没完。
但至少，没崩。
门外传来一阵低语，应该是刚派出去的两个心腹回来了。我头也没抬，继续盯着地图，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袖里的刀柄。
刀还在。
人也没跑。
局，正在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