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继续向北。过了张家口之后，窗外的景色就变了——山越来越多，越来越秃，树越来越少。到了傍晚，天边烧起一片紫红色的晚霞，照在光秃秃的山梁上，像泼了一盆铁水。
吕刚站在车窗前看了一会儿。这是他跑了半年的一条路，窗外的每一座山、每一个小站他几乎都能背出来。但每次看，还是觉得好看。
晚上八点，列车抵达二连站。在这里要换轮——因为中国用的是标准轨，蒙古和俄罗斯用的是宽轨，列车要在二连把转向架整个换掉。旅客全部下车，在候车室里等三个小时。
吕刚趁这个空档把车厢彻底打扫了一遍。地毯用吸尘器吸了两遍，茶几和窗台重新擦过，厕所刷得干干净净，锅炉里的煤添满。等旅客重新上车的时候，车厢里焕然一新。
“环境不错。”那个苏联旅客上车的时候说了一句。
吕刚站在门口笑了笑：“谢谢。”
列车重新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吕刚值夜班，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他坐在车厢连接处的折叠椅上，面前是一盏昏黄的小灯，手边放着一本俄语会话手册，是他自己抄的，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场景下的对话——旅客生病了怎么说、丢了东西怎么说、需要帮助怎么说。
他翻了翻手册，又合上。窗外是茫茫的黑暗，偶尔闪过一点灯光，像是荒原上孤零零的某户人家。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吕刚起身去巡视车厢。走到第三个包厢门口的时候，他听见里面有人在咳嗽——很急促的、压抑的咳嗽声，像是怕吵醒别人。
吕刚轻轻敲了敲门：“您还好吗？”
里面咳嗽了几声，然后用俄语说：“没事……就是有点冷。”
吕刚想了想，转身去锅炉房又添了几锹煤，把风门开大了一些。然后他回自己铺位拿了一件备用毛毯，敲开了那个包厢的门。
“给您加条毯子。”吕刚用俄语说。
包厢里的苏联旅客愣了一下，接过毯子：“谢谢……你叫什么？”
“吕刚。”
“吕……刚。”苏联旅客用生硬的汉语重复了一遍，“好，我记住了。”
吕刚笑了笑，关上了包厢的门。
第二天早上，赵车长在巡视的时候路过吕刚的车厢，看了一眼锅炉的温度表，又看了看车厢里的温度，点了点头。
“昨晚加了几次煤？”赵车长问。
“三次。”
“风门一直开着？”
“开到一半。”
赵车长“嗯”了一声，没再多说，走了。
吕刚感觉赵车长在考核，所以接下来的行程也一直认认真真的按照规定工作。
……
吕刚站在北京客运段办公楼二楼的走廊里，脊背挺得笔直。
走廊不长，十来米，北面的窗户开了一条缝，冷风从缝里钻进来，吹得墙上挂着的安全生产标语微微晃动。
暖气片烧得滚烫，贴着走廊墙壁摸上去都烫手，但站得离远了还是觉得冷。
他旁边还站着五个人，都是同批实习的。
今天是转正考核的日子。
吕刚胸口里像揣了只兔子，扑通扑通的，但他面上还算平静。
半个多月前那趟出乘，列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北。
经过乌兰巴托之后进入苏联境内，西伯利亚的冬天，零下四十多度，天地之间只有雪和枯树。
夜里凌晨一点多，吕刚巡视车厢，走到第三个包厢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咳嗽——很急促的、压抑的咳嗽声。
他敲门问了一句，里面的苏联旅客用俄语说有点冷。
吕刚转身去锅炉房添了几锹煤，又从自己铺位上拿了一条备用毛毯送过去。
那位旅客接了毯子，问他叫什么，吕刚说了自己的名字。
他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跑车的人互相照应，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但那位苏联旅客记住了，回国后专门写了封感谢信寄到中国外事部门，信上写着：感谢列车员吕刚先生的帮助，他在寒冷的夜晚给了我一条温暖的毯子，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好。
赵车长把信转给他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是给你自己挣的脸，也是给咱们车队挣的脸。
吕刚。走廊尽头办公室的门推开，一个声音传出来。
吕刚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了。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
中间的是车队队长，姓孙，四十多岁，圆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左边是赵车长，吕刚的顶头上司。
右边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吕刚不认识，但看胸前的徽章，应该是段里人事科的人。
孙队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吕刚坐下，腰挺得笔直。
吕刚，1962届北京铁路运输学校毕业生，党员，出身贫农，对吧？
孙队长翻着面前的材料，头也不抬。
去年毕业，分配到国际联运车队，在赵车长的组里跟车实习。
到今天，实习期满了半年。
孙队长合上材料，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说说你这半年的感受。
吕刚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他斟酌了一下，开口了：
感受最深的是光荣。
咱们这列车挂的是国徽，出了国门代表的是新中国。
我在车上遇到的外宾，不管是苏联的还是欧洲的，对中国列车员都很客气，说咱服务好、车厢干净。
每次听到这话，我就觉得再苦也值。
干这份工作，不光是养家糊口，是真正能给国家做点事、给中国人争光的。
孙队长听完，脸上没什么表情，转脸看了赵车长一眼。
赵车长开口了：吕刚这半年表现不错。业务上手快，锅炉烧得好，车厢卫生打扫得干净。
特别是俄语，在同批实习生里是最好的，他本身就是优秀毕业生，底子好。
那位苏联旅客的感谢信，外事部门转过来的时候特意附了句话，说旅客对咱们中国列车员的评价很高。
这件事给车队争了光，我建议在考核评价里予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