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北京的天还没亮透。铁柱已经站在肿瘤医院的挂号大厅里了，他排在第17位。前面是十六个比他更早的人，有的裹着军大衣蹲在地上，有的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打瞌睡，有的靠着墙抽烟。大厅里的灯管惨白惨白的，照得每个人脸上都没有血色。铁柱站了两个半小时，从六点到八点半，腿从酸到麻，从麻到没感觉。他的手里攥着苏晴的身份证和医保卡，攥得手心都是汗。
苏晴和表嫂坐在走廊的长椅上。长椅是不锈钢的，凉，表嫂把外套脱下来垫在苏晴下面。苏晴穿着铁柱的外套，袖子长出一截，她把袖口卷了两道。走廊里人来人往，有拄拐杖的老人，有被推着的轮椅，有挂着点滴瓶的架子从面前推过去，轱辘轱辘地响。苏晴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病人，有的光头，有的戴假发，有的戴着帽子。一个年轻女人从她面前走过去，头上包着丝巾，丝巾是碎花的，系在脑后打了一个结。她的脸很瘦，颧骨凸出来，眼窝凹进去。苏晴看着她的背影，想起自己化疗时的样子。
“这里的人，都跟我一样。”苏晴说。
表嫂握着她的手。“但你会比他们好。你的指标比他们低，你的身体比他们好，你的心态也比他们好。你好几样都比他们好，加起来你就比他们好很多。很多人加在一起才比你一个人好一点。”
“你怎么知道？”苏晴看着她。
“因为你有我们。他们有家人，有的有，有的没有。有家人陪的，家人不一定懂他们；没家人陪的，一个人扛着。你有铁柱，你有我。我们懂你，我们陪你。你不一个人。”
专家门诊在五楼，林医生的办公室门上贴着“肿瘤外科”的牌子。铁柱敲门，里面说“请进”。林医生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边老花镜。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沓病历，手边放着一杯凉透了的茶。铁柱把苏晴的病历和检查报告递过去。林医生接过，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
“你是苏晴？”
“是。”苏晴坐在椅子上，表嫂站在她旁边，铁柱站在她身后。
“你之前做过胃切除手术，化疗了半年？”林医生的手指在报告上滑动。
“对。去年做的手术，化疗了六个疗程。结束后复查指标正常，三个月前指标开始升高。”苏晴的声音很平静。
林医生皱了皱眉，摘下眼镜，用镜腿指着报告上的数字。“最近指标异常，ct上有小结节。需要住院做全面检查。先安排床位吧。血常规、肿瘤标志物、ct、核磁，能查的都查一遍。查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他拿起笔在住院单上写了几行字，撕下来递给铁柱。
“医生，严重吗？”铁柱的声音有点紧。
“现在不好说，检查完了才知道。”林医生抬头看了他一眼。“你是家属？”
“我是她老公。”
“那你先去办住院手续。病人需要休息，别让她太累。”
苏晴被安排在一间三人病房里，靠窗的床位。病房不大，三张床，床头柜，一把陪护椅，墙上挂着一台小电视。隔壁床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胃癌术后两年，这次是来复查的。她靠在床上，手里织着毛线，正在织一件小毛衣，颜色是粉色的。老太太看到苏晴进来，放下手里的针线，笑眯眯的。“姑娘，你多大了？”“二十五。”“这么年轻，没事的，年轻人恢复快。”老太太的声音很轻。
再隔壁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食道癌，正在做放疗。他瘦得厉害，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躺在那里像一具被单盖着的骨架。他的妻子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苹果正在削，削得很慢，苹果皮一圈一圈地垂下来，很长，没断。苏晴看着那个男人，心里沉了一下。她想起自己化疗最痛苦的那段时间，也是那样躺着，不想动，不想说话，不想见人。铁柱那时候坐在她床边，也是这样削苹果，削得很慢，皮总是断。
铁柱把她的东西从旅行袋里拿出来——枕头、毛巾、水杯、那本《活着》。他把枕头拍松，放在床头，毛巾叠好挂在床头的栏杆上，水杯倒满温水放在床头柜上。
“你先休息，我去找旅馆。”铁柱直起腰，看着苏晴。
“不用找旅馆，你就在这儿陪我。”苏晴拉住他的手腕。她的手凉，他的手腕热。
“医院不让家属过夜。规定。他们怕家属多，吵了病人，偷了东西，传了病菌。规定就是规定。”
“那你睡走廊。走廊有长椅，你睡长椅。你睡长椅我就能看到你，你睡长椅你也能听到我。我喊你，你听到了就过来。你过来，我喊你。我喊你你不来，我就知道你没听到。你没听到我就再喊。喊到你听到为止。”苏晴的声音带着笑意。
铁柱笑了。“好，我睡走廊。”
表嫂在旁边说:“我去找旅馆，你们俩在医院。晚上我过来换你。你睡旅馆，她睡病房，我睡走廊。”
“不用换。”铁柱说。“我不走。她的床太小了，我睡不下。我睡陪护椅，陪护椅窄，我睡上去刚好。窄了好，窄了睡不着可以坐着。坐着可以看着她，她动了我能看到，她喊了我能听到。她在我在，她不动我看着她，她不喊我等着。”
旅馆在医院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三层小楼，外墙刷着白色的涂料，手一摸一手的白灰。表嫂开了一间房，三人间，三张床，但只有她一个人住。房间里有一股霉味，窗户关着，窗帘是淡蓝色的，洗得发白。她把窗户打开一条缝，北京十一月的冷风灌进来，她打了个哆嗦。她把窗户关了，只留了一道缝。
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烫着卷发，穿着一件大红毛衣，说话嗓门很大。“你家人住院了？”“我朋友。”“什么病？”“癌症。”老板娘叹了口气，抹布在水桶里拧了一下。“这病花钱。我老公也是癌，肺癌，走了三年了。花钱也留不住。”表嫂没说话，拎着包上了楼。
她走进房间，放下包，坐在床上。床垫很软，一坐就陷下去了。她看着窗外的北京，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远处有人放风筝，一只燕子形状的风筝在高楼的缝隙里飘着。她想起江城——那个小城市，有她的公司、她的房子、她的电动车。但那里没有她最想见的人。那个人在北京，在医院里，在苏晴的病床边。她离他很近，隔着几条街，几栋楼，几道墙。她看不到他，她知道他在那里。
“林婉清，你是来陪苏晴治病的。”她对自己说。“不是来想他的。苏晴检查身体，你陪着；苏晴住院，你陪着；苏晴化疗，你也陪着。你是来陪苏晴的，不是来想他的。别想了。”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开大。冷风扑在脸上，刀子似的，切割着她。切割着，冷着，疼着。冷和疼一起，她不想了。
晚上，铁柱搬了把椅子，坐在苏晴床边。椅子是木头的，硬邦邦的，坐久了腰疼，他没动。苏晴说:“你去旅馆睡吧，婉清一个人。”她已经换上病号服了，浅蓝色的条纹衫，宽宽大大的。她把被子拉到胸口。
“她一个人没事。她一个人住惯了，表哥走了她一个人，公司开了一个人，旅馆一个人。旅馆三个人，她一个人。三个人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三个人。她一个人惯了。”
“你明天还要陪我检查，不睡觉怎么行？检查要抽血，抽血不能饿着；要ct，ct不能动；要核磁，核磁不能有金属。你有金属吗？你裤子上有拉链。拉链是金属的，核磁的时候你脱了裤子躺进去。你脱了裤子，她不让你脱。你不脱，医生让你脱。你脱不脱？”
“我不困。”铁柱把椅子往前挪了挪，离她近了一些。
苏晴看着他。“你就是犟。”
“跟你学的。你犟，你得了癌症还上班；你犟，你指标高了还瞒着我；你犟，你不治了。你犟，我比你更犟。我去北京，我挂号排队，我求医生。我求你，求你别放弃。你犟不过我了。”
隔壁老太太笑了。她放下手里的毛线，那件小毛衣已经织了半截了，粉色的。“你们小两口感情真好。我年轻的时候，我老伴也这样。我生病了，他比我还急。我住院了，他比我还瘦。我好了，他比我还高兴。他走了，我比他还老了。”
苏晴看了铁柱一眼，没解释。铁柱也没解释。老太太又说了几句话，织毛衣的针在她手里一上一下地动着。老太太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说了一句，声音很轻。“我老伴走了十年了，要是在，也能陪我。他不在，我一个人。一个人就一个人吧，一个人也要活。活着，是为了等他。他走了，我活着，是为了记住他。记住他，他就没走。”
苏晴心里一酸。“阿姨，您一个人？”她的手指在被子上划了一下。
“嗯，儿子忙，没时间来。他在深圳做生意，一年回来一次。过年回来住几天，过了年就走了。走了我就一个人。他走了我一个人等，等到第二年过年。过年了他回来了，住了几天又走了。走了我又等。年年等，年年走，走走等等，等等走走。等到不走了。不走了就老了，老了就不走了。”
铁柱说:“阿姨，您有什么事叫我们。我们在这住几天，有什么事您喊一声。喊我们，我们听得见。听不见您再喊，喊到我们听见为止。”
老太太点头，眼眶红了，手还在织，针不停。“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你媳妇有福气，你也有福气。你们互相有福气，福气加福气，就是好日子。”
夜深了，病房的灯关了。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惨白惨白的，从门上的玻璃窗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小块光斑。苏晴睡着了，呼吸很轻。她的眉头皱着，不知道在做什么梦。铁柱坐在椅子上，头靠着墙，闭着眼睛。他没睡着，他在听她的呼吸，确认她还活着。呼吸在，她在；呼吸不在，他过去。她在，他不动；她不在，他动。他动了，她醒了。她醒了，他不动了。他不动了，她睡。
表嫂一个人躺在旅馆的床上，翻来覆去。床比火车上的宽，宽了睡不着。火车上的床窄，她睡在上铺不敢翻身，怕掉下去。不敢翻身就能睡着，睡得不沉，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她以为自己还在车上，听到铁柱在下面说话。他在说“苏晴，你醒了”。苏晴说“醒了”。他说“渴不渴”。她说“渴”。他说“我去倒水”。她听着那些声音，听着听着天亮了。
她拿起手机，想给铁柱发短信。屏幕亮了，刺眼。她眯着眼睛，打了几个字——“苏晴怎么样？”——看了看，删掉。又打——“你睡了吗？”——又删掉。他和苏晴在一起，她问“你睡了吗”，他答“睡了”。睡了就不能回短信了，不回短信她不知道他睡了，知道了她更睡不着。睡不着就不想了。她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闭上眼睛。明天还要早起。早起去医院，去陪苏晴，去看他。看到他了她不说话，她看着他他看到她了，笑一下。够了。
窗外，北京的夜色很深。楼下的路灯亮着，照着空荡荡的马路。一只野猫从垃圾桶旁边窜过去，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表嫂听着那只猫的叫声从远到近，从近到远。她没睡着，她听着猫叫，想着铁柱在医院走廊里坐着。走廊里没有猫，有痰盂和消毒水的味道。他坐在那里，靠着墙，闭着眼睛。他也睡不着，他在等天亮。天亮了她去换他，他去旅馆睡。旅馆的床比他坐的椅子宽，宽了也睡不着。他在想她，她也在想他。两个人都睡不着。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