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到的那个早晨，天还没亮透。
祁同伟站在电子市场门口，看着一辆东风卡车从街角拐过来。
司机跳下来，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脸被风吹得粗糙，手指缝里嵌着黑油。
他掀开帆布篷，露出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箱。纸箱是白色的，上面印着黑色的英文字母，边角有些压皱了，但封条完好。
“一千台，数数。”司机递过一张单子。
祁同伟接过单子，没有数。
他打开一个纸箱，取出一个黑色的传呼机，巴掌大小，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外壳是塑料的，磨砂质感，屏幕上有保护膜，撕下来，露出里面小小的液晶显示屏。
他按了一下侧面的按钮，屏幕亮了，显示“00:00”四个数字，红色的，在晨光里格外清晰。
陈阳站在他旁边，踮着脚尖往车厢里看。她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运动服，拉链拉到领口，头发扎着马尾，额前的碎发被晨风吹得有些乱。
“到了？”她问，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
“到了。”祁同伟把传呼机递给她。
陈阳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她的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没有涂指甲油。她按了按侧面的按钮，屏幕亮了，红色的数字在阳光下不太明显，但她还是看了很久。
“一千台，”她说，声音很轻，“真的到了。”
祁同伟点点头。
二十八家店铺的老板陆续来了，他们把车停在市场门口，围上来，看着车厢里的纸箱，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光，期待，担忧，还有一点点的不安。
“小祁，”李老板第一个开口，搓着手，“货到了，广告的事……您看？”
祁同伟转过身，看着这些老板们。
他们的脸在晨光里显得很真实，有的皮肤粗糙，有的头发稀疏，有的牙齿发黄，有的眼袋深重。他们是这个城市最普通的小商人，每天起早贪黑，赚一点辛苦钱。他们签了合同，凑了钱，把身家性命押在一个学生身上。
“广告的事，我来解决。”祁同伟说。
“要不要我们凑点钱？”另一个老板问，声音里带着试探。
“不用。”祁同伟说，“这笔钱算我的，从我的利润里扣。”
老板们面面相觑，有人松了一口气，有人面露愧色，有人低下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陈阳站在祁同伟旁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有说。
她知道祁同伟的决定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计算的。但她还是忍不住担心，广告费不是小数目，万一没效果，这笔钱就打了水漂。
祁同伟没有解释。
他转身，看着那些纸箱，目光沉静。阳光从东边照过来，落在他的侧脸上，把那些硬朗的线条照得很清楚。他的眼睛微微眯着，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
电台在市中心的广播大厦里，一栋灰白色的楼，方方正正的，像一块积木。
门口有两只石狮子，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但依然威风凛凛。台阶很高，祁同伟走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脚下的大理石被磨得很光滑，像是被无数双脚踩过的。
大厅里很安静，地板是水磨石的，拖得很干净，能照见人影。
墙上挂着大大的标语——“为人民服务”，红色的字，字体方正，严肃而刻板。前台坐着一个年轻姑娘，穿着蓝色的制服，头发烫着大波浪，嘴唇涂着鲜艳的口红，正在翻一本杂志。
“你好，我想找广告部的负责人。”祁同伟说。
姑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然后低下头继续翻杂志。
“三楼，左拐，第二间。”
祁同伟上了三楼，敲了敲第二间的门。门是木头的，刷着深棕色的漆，门把手是黄铜的，擦得锃亮。
“进来。”
里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秃顶，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白色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桌上堆着一沓沓文件，电话机旁边放着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先进工作者”几个字，红色的，有些褪色了。
“什么事？”男人抬起头，目光在祁同伟身上扫了一圈。
“我想买广告时段。”祁同伟说，把一份材料放在桌上，“这是我们产品的介绍和市场分析，您可以看一下。”
男人没有看材料，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
“什么产品？”
“bp机，传呼机。”
男人的眉毛动了一下，目光变得认真了一些。
“你是哪个公司的？”
“汉东大学的学生，参加学校的实战演练。”祁同伟说，“但我们有稳定的货源和销售渠道，产品质量有保证。”
男人沉默了几秒，拿起材料翻了翻。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考虑什么。
“你们预算多少？”
祁同伟报了一个数字。男人的手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祁同伟，目光里多了一丝意外。
“这个价，只能买深夜时段。”
“我要黄金时段。”祁同伟说。
男人笑了，摇了摇头：“小伙子，你这个预算，买黄金时段？你知道黄金时段什么价吗？”
祁同伟没有退缩。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放在桌上。上面是他昨晚熬夜写的广告策划方案，投放时间、频率、目标人群、预期效果，每一项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他说，“所以我需要您帮我一个忙。”
男人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又戴上，重新看了一遍。
“你写的？”他问。
“是。”
男人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像是在计算什么。
“你这个方案，有点意思。”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柔和了一些，“但我不能给你破例，价格是定死的，上面盯着。”
祁同伟沉默了几秒。
“如果我增加投放时长呢？”他问。
“增加多少？”
“三倍。”
男人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那种职业性的平静。
“三倍的话，”他拿起计算器按了按，“我可以给你打九折。”
祁同伟摇了摇头：“八折。”
“不可能。”
“那我只能去其他电台了。”祁同伟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材料，“市里还有两家电台，省台也能投，您这边的覆盖率确实最高，但如果价格谈不拢，我只能选别家。”
他的手已经放在了门把手上。
“等等。”男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祁同伟停下来，没有回头。
“八五折，”男人说，“最低了，你再走，我就不留了。”
祁同伟转过身，看着他。男人的表情很认真，不是那种生意场上的客套，而是一种被逼到墙角之后不得不让步的无奈。
“成交。”祁同伟说。
广告播出的那天，祁同伟没有去电子市场。
他坐在宿舍里，打开收音机，调到那个频率。收音机是室友的，红灯牌，白色的外壳，有些旧了，旋钮拧起来会发出沙沙的杂音。
整点报时之后，广告开始了。
三十秒。他写的稿子，他策划的节奏，他计算的时间。
“……bp传呼机，随时随地的联络，让距离不再是距离，京西电子市场各大门店均有销售……”
播音员的声音很标准，字正腔圆，带着一种让人信任的质感。祁同伟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像是在数节拍。
广告播完了，收音机里传来一首歌，旋律很轻，他没听进去。
他关掉收音机，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操场，有人在跑步，有人在踢球，阳光很好，把一切都照得亮堂堂的。
第一天，没什么动静。
陈阳从市场回来，脸上带着失望。她把本子放在桌上，翻开，上面记着销售数字——十二台。
“太少了，”她说，声音闷闷的，“广告才播了一天，很多人还不知道。”
祁同伟看着那个数字，没有说话。
第二天，二十七台。
第三天，五十一台。
第四天，祁同伟站在电子市场门口，看着人流，嘴角微微翘起。
排队的人从杜贵的店铺门口，移到了李老板的店铺门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十几个人，排成一列，有的手里拿着报纸，有的拎着菜篮子，有的还在吃早饭。
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挤到柜台前，从皮夹子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钞票，数了二十张，拍在柜台上：“两台，要黑色的。”
李老板的手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他把传呼机装进纸盒，用绳子捆好，双手递给顾客，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祁同伟站在走廊里，靠着墙。墙上贴着白色的瓷砖，凉凉的，透过衣服渗进皮肤。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窗外的天空很蓝，云很白，一朵一朵的，像是。
陈阳从人群里挤出来，头发有些散了，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她的脸很红，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激动的。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数字。
“一百二十三台，”她喘着气说，“四天，一百二十三台。”
祁同伟接过本子，看着那些数字，沉默了几秒。
“不够。”他说。
陈阳愣住了。
“什么？”
“一千台，四天卖了一百二十三台。按这个速度，要一个多月才能卖完。”祁同伟把本子还给她，目光沉静，“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能等。”
陈阳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着他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她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失落——她以为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
“那怎么办？”她问。
“加投。”祁同伟说，“再投两个电台，把覆盖面扩大，同时在市场门口搞促销活动，买传呼机送电池，送皮套。”
陈阳在本子上记着，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这些都要钱。”她抬起头，看着祁同伟。
“我知道。”祁同伟说，“但从利润里扣。”
陈阳咬了咬嘴唇，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第五天，一百八十七台。
第六天，两百四十四台。
第七天，祁同伟站在电子市场门口，看着那块招牌——“京西电子市场”五个大字，在阳光下红得发亮。
门口停满了自行车，有人进有人出，手里拎着白色的纸盒，盒子上印着“bp机”三个字。
李老板从店里跑出来，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他跑到祁同伟面前，喘着气，声音有些哽咽：“祁总，卖完了。”
祁同伟看着他，没有说话。
“一千台，”李老板说，“七天，卖完了。”
祁同伟点了点头。
他转过身，看着远处的天空。夕阳正在落下去，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一层一层的，像是谁用画笔涂上去的。几只鸟从天空飞过，翅膀扇动的声音听不见，只看见它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云层里。
陈阳从市场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但这次她没有翻看。她走到祁同伟旁边，站定，没有说话。
两个人并肩站着，看着夕阳。
“同伟，”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我们做到了。”
“还没完。”祁同伟说，“这只是开始。”
陈阳转过头看着他。夕阳的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把那些硬朗的线条照得很柔和。他的眼睛微微眯着，看着远方，不知道在看什么。
“你总是这样，”她说，“从来不觉得够。”
祁同伟没有回答。
风吹过来，带着市场里塑料和焊锡的气味，还有远处飘来的饭菜香。有人在收摊，卷帘门拉下来的声音哗啦哗啦的，一声接一声，像是这城市的心跳。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头。
宋唯明坐在宿舍里，手里拿着听筒，脸色铁青。电话那头是杜贵的声音，急促而慌张，像是在说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七天，一千台，全部卖完了，”杜贵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宋少，他到底从哪儿弄的货？价格还比我们低，他门只卖1200块一台，我们的成本价都要这个数字！”
宋唯明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着，一下一下，节奏很快，像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我知道了。”他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的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明暗各半。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章哥，”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祁同伟那边，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