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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警官翻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看了一眼,又合上。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刻意营造某种节奏——不急不躁,不紧不慢,让对方在他的节奏里放松警惕,或者露出破绽。

“卫总,”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刻板,“昨天晚上那件事,我们初步了解了一下。

对方是一帮……怎么说呢,一帮穷苦的无业游民。

有些是下岗工人,有些是从农村来的,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稳定收入,生活挺困难的。

他们到你们厂里来,说白了就是想搞点钱。”

他停了一下,看了卫子明一眼,像是在等一个反应。

卫子明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看着韩警官,安静地、耐心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韩警官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继续往下说:

“现在的情况是,你们厂里的损失不小,对方也有几个人受了伤,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对谁都不好。

我们分局的意思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你们旭日是开发区的重点企业,名声在外,也不希望这件事闹大了影响声誉吧?”

他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一些,像是在分享一个只有两个人才能听的秘密。

“卫总,我跟你说句实在话。这帮人虽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但他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你们旭日家大业大,有厂房、有设备、有工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你要是真抓着不放,把他们逼急了,他们隔三差五来闹一次,你们还怎么安心生产?”

卫子明听完了。

他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拿起桌上的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不是记录韩警官的话,而是为了给自己争取两秒钟的冷静时间。

他把笔放下,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韩警官。

“韩同志,”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昨天晚上,六十多个人,手持钢管、砍刀、铁链,强行冲进我们厂区,打砸我们的车间和仓库,毁坏我们的生产设备和产品。

我们的保安人员在阻止他们的过程中,多人受伤。

这件事,再清楚不过,完全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黑社会犯罪活动,给我们公司造成上千万的损失。请问,这也叫‘搞点钱’?”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韩警官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卫子明没有给他插话的机会,继续说道:“至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旭日电子从成立第一天起,就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从来没有给政府添过麻烦。

但这次,不是我们找麻烦,是麻烦找上了我们。

我们的员工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我们的车间现在还是一片狼藉,我们的生产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

韩同志,你说‘大事化小’,我想请问,这个‘小’,要化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我们自认倒霉、自己承担所有损失、当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才叫‘化小’?”

韩警官的脸色沉了下来。不是那种暴怒的阴沉,而是一种被戳到痛处之后、不得不重新审视对手的凝重。

他看了一眼左右两侧的小周和小陈,两个人都在低头写着什么,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卫总,”韩警官的声音比刚才硬了一些,“我们今天是来了解情况的,不是来跟你争论的。

你配合也好,不配合也好,程序我们还是要走的。

我只是提醒你一句——你们是开企业的,不是开官司的。跟这帮人耗下去,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

卫子明看着他,忽然笑了。不是那种客套的、讨好的笑,而是一种带着某种意味的笑——像是在看一个自以为藏得很好、其实早就露了尾巴的狐狸。

“韩同志,谢谢你的提醒。”卫子明站起身来,合上笔记本,“我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我们依法依规处理。

该谁的责任,谁承担;该赔的赔,该罚的罚,该抓的抓。我们旭日电子,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

他伸出手,做了个送客的姿势。

韩警官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他看着卫子明,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有意外,有恼怒,也有一丝隐隐的、被逼到墙角的窘迫。

他大概没有料到,一个企业的总经理,在他面前会这么硬。

不是那种拍桌子瞪眼睛的硬,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让你无处下嘴的硬。

过了几秒,他站起身来,把桌上的笔收进口袋,公文包夹在腋下,整了整衣领。

“卫总,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自己掂量吧。”

他转身朝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对了,你们那个律师,老周是吧?让他有空到分局来一趟,有些材料需要他签字。”

然后他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皮鞋踩在地砖上,“哒哒哒”的,节奏不快不慢,带着一种刻意的、不显山不露水的从容。

但卫子明注意到,韩警官走到大厅门口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很短的停顿,短到几乎看不出来,但他看到了。

那个停顿,像是在犹豫什么,又像是在等什么。

然后他继续走了,推开门,走进十月早晨的阳光里,再也没有回头。

卫子明站在会议室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他转身走回办公室,拿起电话,拨了老周的号码。

“老周,他们走了。态度很强硬,话里话外就是让我们算了。”

电话那头,老周沉默了两秒:“算了?他们倒是想得美。

卫总,你放心,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分局那边,我今天下午就去。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材料’需要我签字。”

卫子明挂了电话,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园区。

阳光正好,工人们已经陆续进了车间,生产线又响了起来,“嗡嗡嗡”的,像是某种不会停歇的心跳。

但他知道,那只是开始。

真正的好戏,不在厂区里,而在那些他看不到的地方——在市政府的大楼里,在省电视台的编辑部里,在省纪委的办公室里,在那些手握权力、掌握话语权的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