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晓的手指在这行小字上停了片刻，然后继续往后翻。《介甫选集》中与李通叔有关的诗远不止这两首。她又找到了《忆昨诗示诸外弟》，诗中有“忆昨此地相逢时”之句，批注明言此句指的是当年在江宁府学与李通叔重逢的往事。还有一首《寄友人》，题下批注写着“疑亦寄通叔”。这些诗她之前都翻过，但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李通叔是谁，只当是寻常的唱和之作，如今重读，每一首都像是陈江刻意留下的路标，指向同一个人。
她翻到选集的最后几页，终于找到了清风楼旧档中提到的那篇《李通叔哀辞》。
全文被陈江用工整的小楷誊录在册子的末尾，篇名下方依然有批注，详细记录了李通叔与王安石的交往始末，以及李通叔溺水而亡的时间、地点和同溺者。批注的最后一句写道：“与通叔同溺者，陈安石，字伯起，亦闽人。”
明晓的目光在这句话上停了好一阵。
陈安石……姓陈，福建人。
陈江也姓陈，也是福建人。
会是巧合吗？
她之前一直以为陈江收集王安石的作品是为了研究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和行事风格，但现在看来，他收集的不仅仅是王安石，而是其他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她正盯着那行字出神，院门又被人叩响了。
她将册子合上，快步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包拯身边那个叫包兴的随从。他递过来一份公文，说是湖州府衙的协查回函今早刚到，包大人让他立刻送来。
明晓道了声谢，关上门，站在廊下便拆开了公文。
湖州府衙的回复比她预想的要详细。公文末尾附了几页抄件，是湖州龚家银楼近两年的定制账目摘录。
银楼的账目上赫然列着一条记录：去年十月，扬州布商钱万通在龚家银楼定制了一批素面云头铜簪，共计三十支，每支单价十文，总价三百文。银楼掌柜在附注里解释，这位钱老板说他做的是小本生意，这批簪子是送给各地主顾的年节礼，不需要多精致，掌柜还回忆说，钱万通取货时仔细检查过每一支簪子，确认铜料的色泽和工艺都符合他的要求才付了尾款。
明晓将湖州回函放在桌上，又把自己从首饰摊上买回的那几支铜簪一字排开。
龚家银楼的定制规格写得明明白白：素面云头，四道粗线均匀排列，簪长约四寸。她记得很清楚，府衙刑房里那支沾血的凶器也是四道粗线，每道间距相等，与湖州银楼的定制规格完全吻合。而首饰摊上的簪子全是三道粗线压一道细线，根本是两条不同的来源。
线……连上了。
李念安买走的很有可能就是那支凶器。
可这一切都是推测，这中间经过了谁的手，是李念安亲手递给了凶手，还是凶手从他那里偷走的，或者李念安就是凶手？
她没有任何证据。物证没有，人证没有，连杀人的动机都还只是模糊的猜测。甚至孟元和李念安与钱万通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关联在哪里，她也拿不出任何直接的证据。
首饰摊的老妇人只能证明李念安来买过簪子，湖州的银楼掌柜只能证明钱万通定制过铜簪，两条线索各自延伸，却始终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指纹比对，没有任何能将这几个人直接绑在一起的物证。
要是能提取指纹就好了。可这是北宋，没有指纹粉，没有放大镜，没有比对技术，她手里只有一堆纸面上的推测和一个躺在府衙刑房里的物证，两者之间的鸿沟，她跨不过去。
她靠在椅背上，盯着桌上那几支铜簪，生出一种无从下手的无力感。
她需要一个新的突破口——一个能把这些零散的线头真正拧在一起的东西。
……
她将湖州回函折好收入袖中，又看了一眼桌上那几支铜簪，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孟元那条线暂时走不通。上次在文枢坊时，她就戒备心极重。如果再去馄饨摊找她，只会让她更加警觉，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
但有个人不一样。
明晓想到了——杜醇。
上次在府学休息室里，杜醇虽然一开始对她疾言厉色，但后来谈到王安石时态度明显缓和了，还主动替她斟了杯茶。
更重要的是，他在王益的官职上说了谎……故意把通判说成了知府。杜醇是王安石的老师，绝不可能记错自己学生父亲的官职。他不是记错，是故意说错。他为什么要骗她？是为了让她对王益在江宁的影响力产生某种错觉，还是为了掩盖什么别的东西？无论如何，这个谎言本身就说明杜醇知道一些他不愿意直说的事。
而他现在又是李念安的老师，李琮说他对李念安格外照看……杜醇一定知道些什么。
她将腰牌塞进袖中，跟赵世膺简单交代了两句便出了门。
到了府学侧门外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她没有进去，而是托门口的门房给杜醇递了张纸条，上头只写了一行字：“晚辈陈明之，求见杜先生，有事请教。”
不多时，门房便领着她穿过廊庑，再次来到那间位于大成殿后面的旧休息室。
杜醇正坐在方桌前批阅学生的课卷，抬头看见是她，花白的眉毛拧了一下，却没有像上次那样冷言冷语，只是放下笔，将茶壶往她面前推了推。
明晓在方桌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先生，晚辈有一事不明——上次先生说王益王公曾任江宁知府，但晚辈近日查阅旧档，发现王公当时是通判。先生是介甫先生的老师，为何会说错？”
杜醇端着茶杯的手在空中顿了极短的一瞬，随后缓缓搁下茶杯，没有回答。
明晓看着他那双被花白眉毛半遮着的眼睛，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更深的猜测——他故意把通判说成知府，也许不是故意骗她，而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