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兴四年十月，南京。城东有一片空地，原本是前朝留下的旧校场，荒了十几年，杂草长得齐腰深，墙角的砖缝里长着几棵歪脖子槐树。
戴梓站在那片空地边缘，面前摊着一幅图纸，图上画着几排规整的方形建筑，中间围着一个院子。他沿着空地的边沿走了一圈，在每一个拐角处停下来，把图纸上的位置和实际的方位对照一遍，确认无误之后，才把图纸卷起来收好。
他已经在这片空地上来回走了三天了。前两天下着小雨，他打着伞走，脚踩在湿泥里拔出来带着泥浆；今天天晴了，地面干了一层，踩上去硬邦邦的。
他在空地中央站定，弯腰拨开一丛长到齐腰的野草，看了看草根处的土质，又直起身来，望着远处城墙的轮廓，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半个月后，空地上的杂草被清干净了，旧校场的围墙推倒了，新墙的基槽正在开挖。工地上在打地基，夯土的声音一下一下地响着，从早到晚不停。戴梓每天下午来一趟，站在工地边上，看工匠们干活，有时弯腰捡起一块碎砖，掂一掂又放下。
戴梓今年四十岁了，他是顺治六年生人，从洪化元年开始跟吴世璠，打了十几年的仗，也打了十几年的铁。
那些年他造过燧发枪、造过连珠铳、造过长炮，把大周的火器从最基础的鸟铳一路推到了当时能造出的极限。
但火器造得再好，也只是“器”。他一直觉得，大周需要的不仅是更好的枪炮，更是能够源源不断地造出更好东西的头脑和知识。
当吴世璠告诉他“朕打算设一个科学院”时，戴梓本能地看向对方，等着听那些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指令。但吴世璠没有给他指令。他给了他一幅图，图上画着几排规整的方形建筑，中间围着一个院子。
“地方你自己选，人你自己找，章程你自己定。朕只给你一个名字——皇家科学院。至于里面装什么，你来填。”
吴世璠说完这句话之后，像交代完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转身拿起另一份文书低头批阅起来，没有再抬头看戴梓的表情。
十月十八，皇家科学院的牌子正式挂上了新修的院门。匾额是梨木的，深色底上刻着“大周皇家科学院”七个字，笔画粗重。戴梓站在匾额下面看了一会儿，匾面上的刻痕还新，木料边缘有些毛糙，但字已经挂上去了。他推门走了进去。
科学院由三排屋子组成，中间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前排是图书馆和阅览室，后排是实验室和工坊，左右两侧是各科学者的办公室和讨论室。
院子中央有一棵新栽的银杏树，树干细得一只手就能握住。戴梓穿过院子的时候在树旁边停了一下，弯腰看了看树根处的土有没有压实，然后直起身继续往前走。
第一批学者一共三十二人，是戴梓自己挑的。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从南方各省一个一个地找过来，用他的话说，是“把那些肯动脑子的人都搜刮了一遍”。
有人带来自制的水钟，有人带来手绘的天文星图，有人交上来一本保存了三十年的草药册。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已过六十，是一个从湖南乡下来的老草药医，头发花白，背微微佝偻着，怀里抱着一只旧布包，里面是几本手抄的药方册子。
最年轻的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福建人，用竹子造了一架可以观测日影的仪器，靠着几根木条和一块薄铜片就能测出时辰。他背着那架仪器走了三百多里路赶到南京，在科学院门口等了一整天。
挂牌当天，三十二个人在院子站成一圈，等着戴梓说话。戴梓站在正堂门口的台阶上，穿了一件半旧的青布袍子，腰间系着一根旧革带。他没有准备讲稿，开口的时候声音不高：
“你们来这里，不是来做官的。科学院不做官样文章。你们来这里，是来做事的。做你们自己想做的事，做你们觉得该做的事。科学院只管三件事——第一，给你们地方住；第二，给你们饭吃饱；第三，给你们钱买书、买材料、买工具。”
他停了一下，“至于你们做出什么东西来，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做成了，朝廷记你们的功；做不成，下次再来。”
院子里的三十二个人各自散去之后，戴梓仍然站在台阶上没有动。他看见那个背着天文仪器的年轻人走进左侧第一间屋子，把仪器放在案上，开始整理图纸；那个老草药医坐在阅览室的角落里，把带来的草药册摊开，用一片碎瓷片压住纸角，然后拿出一支新削好的炭笔，在册子边角写下了到达日期。
风从院墙外面吹进来，吹动了那棵刚刚种下的银杏树的叶片，嫩叶在秋末的日光中泛着微微的亮，像一枚正在被缓慢擦亮的旧铜板。戴梓站了一会儿，才从台阶上走下来，沿着廊道走回了自己的屋子。
他翻开科学院的第一本日志，在第一页写了一行字，笔画端正，墨迹均匀：“肇兴四年十月十八，大周皇家科学院立。”然后在日期下面画了一道横线，把日志合上，放进了案上的抽屉里。
十一月，科学院开始正式运转。戴梓把三十二个学者分成了五组——数理、天文、农学、工学、医学。各组有自己的屋子，屋里的案上摆着纸笔和简单工具，还有一只木箱，箱子里装着从南京城各处搜罗来的旧书和旧图纸。
有人蹲在案前拆一只旧钟，有人趴在窗台上用炭笔描天上星宿的位置，有人在灯下研读那本保存了三十年的旧医书，用纸把其中几页重新抄录了一遍，有些字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
吴世璠在十一月中旬去了一趟科学院。他没有提前通知，只带了两名亲卫，从皇宫后门出来，穿过两条街，站在科学院门口停了一下，推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没有人，银杏树上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几片黄叶挂在枝头。他穿过院子走进前厅，看见戴梓坐在阅览室的长案后面，正在翻一本旧书。
吴世璠没有出声，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来，等了一会儿。戴梓抬头看见他，放下书站起来。吴世璠摆了摆手：“你忙你的，朕就是来看看。”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随手抽出一本手抄册子翻了翻，又放回去，沿着廊道走了一圈，站在工学科屋子的窗外看了一会儿里面的人围着一只拆开的水钟争论什么，没有走进去，转身沿着来路走了出去。
十一月末，科学院开始尝试翻译从澳门购入的西洋数学书籍。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才二十几页，但里面的符号和算法跟中国传统的算学完全不同。
戴梓召集了数理科的六个人，把册子中的内容逐句商讨推敲，反复核实了三天才开始动笔。到十二月中旬，第一本译稿完成了，不到三十页，墨迹刚干，戴梓拿着它去了后殿。
吴世璠翻开译稿看了几页，又翻到末尾看了看，然后把册子合上放在案角：“继续译。译完了印出来，送到各府县的学堂里去。”
同月，工学科学者开始拆解火器。军器监送来了一批旧枪管，有燧发枪的，也有连珠铳的，还有几根报废的长炮管。
工学科学者把枪管锯开，用放大镜查看内壁的膛线走向，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的分布，在一张空白的纸上画出断面图，把观察到的问题和可能的改进方向一一记录在案。
他们在报告中写道：“现有燧发枪枪管内壁磨损主要集中在后段，建议在枪管后段加厚管壁，或将膛线均匀分布在整根枪管的全长范围，以延长使用寿命。”报告送到了军器监，军器监的主事看完后批了一行字：“建议可行，下一批试制。”戴梓后来在日志中写道：“火器之利，不止在锻造之力，亦在探究之功。知其所以然，方能造其所以胜。”
到了年底，科学院翻译的西洋数学册子印了三百本，分送到了南方各省的学堂。工学科关于火器内壁磨损研究的报告，已经被军器监采纳用于新型枪管的制造改良。农学科开始记录南方各省主要作物的生长周期，试图归纳出一套适合南方气候的耕作方法。
除夕那天傍晚，戴梓最后一个离开科学院。他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院子中央那棵银杏树，叶片已经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在暮色中泛着暗沉沉的哑光。
他站了一会儿，把院门带上，沿着长街往回走。他身后那棵银杏树正在夜风中微微晃动着，像是正在缓慢地适应这片新土地。而那些被种下去的种子，正在地底下安静地伸展着它们的根系，等到来年的春天，它们会穿过刚刚翻新的土壤，伸出叶片，在日光中缓缓展开。
那一年冬天，南京城没有下雪。风从北面吹来的时候带着干燥的凉意，把科学院院子里那棵银杏树的枝条吹得微微晃动，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那片光秃秃的枝桠间等待着，等待着第一个春天的到来，等待着那三十二个人在这些屋子里把那些旧书和新思想一一拆开、重新组装，然后种进大周的土壤里。
(第七卷 第二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