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八年腊月，北京，勤政殿。
吴世璠把户部奏报推到案边时，手指在封皮上停了一瞬。那页纸上只有一行字：大周人口两亿五千万，识字者不足三千万。
他合上奏报，端起茶喝了一口。茶凉了，他没在意。
“传沈逸之、方光琛、戴梓。”
殿外北风卷着碎雪扑在窗纸上，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吴世璠站起来，走到北墙的舆图前。那是一幅大周疆域图，从海南到北海，从库页岛到巴尔喀什湖，墨线勾勒的边界在烛光下泛着暗黄色的光。
他的手指从北京往北划，停在瑷珲。
“铁路修到瑷珲，要穿过黑龙江冻土。修路的人，有几个能看懂图纸？”
没人接话。殿内只有风在窗纸外呼啸。
手指往西，停在伊犁。
“兰州到伊犁三千里铁路。修路的人，有几个能算清土方？”
他的手指又往南划，停在拉萨。
“驻藏大臣奏报，拉萨到日喀则的驿道修好了。修路的人，有几个能看懂测量标尺？”
朕已经收到各省送来的奏报，都在问朕要各种人才，但是朕哪来的那么多人才给他们。
他把手收回来，转身看着刚进殿的三人。
沈逸之走在最前面。他四十一岁了，比八年前尼布楚谈判时多了几根白发，但腰背依然挺直，眼神依然沉静。他是大周内阁首辅，从肇兴元年入军机处算起，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几年。方光琛跟在他身后半步，六十三岁，头发全白，在户部干了十四年。戴梓最后进来，六十四岁，皇家科学院院长，手里永远拿着一卷图纸。
“大周以前办过四年义务教育。”吴世璠看着他们，“蒙学两年，小学两年。南直隶识字率从不到一成提到两成五，浙江两成三，福建两成。这几年修铁路、建工厂、造火器，靠的就是这批人。但四年不够。十岁的孩子，读不懂蒸汽机的图纸，算不了火炮的弹道，写不了工部的条陈。朕要办九年。蒙学三年，小学三年，中学三年。”
沈逸之翻开奏报，沉默了一会儿。
“陛下，九年义务教育，每年需银两千三百万两。户部拿得出来。但臣要提醒陛下——办教育是十年树木。十年之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朝中会有人问，花这么多银子，值吗？”
吴世璠看着他。沈逸之跟了他十几年，从衡州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尼布楚。这个人从来不说废话，也从来不说假话。他今天说“朝中会有人问”，意思就是他自己心里也在问这个问题。
“沈首辅，你管了这么多年的钱粮。朕问你一句话。大周这几年修铁路、建工厂、造火器，靠的是什么？”
沈逸之没有犹豫。
“靠的是人。肇兴年间的四年义务教育，培养了一批识字的孩子。他们长大了，进工厂看懂操作规程，进军队看懂火器图纸，进官府写文书算账。没有这批人，铁路修不起来，工厂开不起来。”
“对。大周以前能快速发展，就是因为办了四年义务教育。现在大周要更快，要办工厂、修铁路、建海军。靠谁？靠工程师、技术员、船长、轮机长、医师、教师。这些人从哪里来？从中学来。中学在哪里？四年义务教育只到小学。”
方光琛这时开口了。他的声音比从前沉了一些，但条理依然清晰。
“陛下，臣管了十四年的户部。臣算过一笔账——大周每年投入教育的银子，十年就是两亿三千万。这笔银子，够修两万里铁路，够建一百所工厂，够造一百艘蒸汽战船。臣不是说教育不该办。臣是说，这笔银子花出去，十年之内见不到东西。修铁路能看见铁轨，建工厂能看见烟囱，造战船能看见龙骨。办教育能看见什么？能看见孩子念书。但孩子念书，外人看不出他将来能干什么。”
吴世璠没有生气。他知道方光琛的脾气，这个人管钱管了十几年，每一两银子都要问清楚去向。他不是反对办教育，他是怕银子花出去没有着落。
“方叔，你刚才说，教育花银子十年见不到东西。朕告诉你，教育花银子，十年之后才能见东西。十年之后，大周需要什么样的人？”
他走到书案前，拿起一份奏折。
“工部报，兰州到伊犁铁路，修了七百里，还有两千九百里。修路的人从哪里来？从山东、直隶、河南征发民夫。那些民夫，有几个能看懂图纸？朕问过工部尚书——他说，修路最怕的不是冻土，不是山路，是民夫看不懂图纸。一段路基，图纸上画的是梯形，民夫挖出来的是斜坡。图纸上标的是三尺深，民夫挖出来的是两尺。返工，重挖，再返工，再重挖。一段路修三个月，两个月在返工。”
他又拿起另一份奏折。
“海军提督马宝报，蒸汽战船一百艘，已经造了四十艘。但轮机长不够。每艘蒸汽战船需要轮机长两人，一百艘就是两百人。大周现在有多少轮机长？不到五十人。剩下的从哪里来？从水师学堂来。水师学堂每年毕业多少人？不到三十人。马宝说，他等轮机长等了三年，战船造好了停在船坞里，没人开。”
他把奏折放下。
“教育搞好了，经济发展才有后劲，民生治理才有根基。铁路、工厂、海军，都需要人。没有人，银子堆成山也没用。”
戴梓这时开口了。他六十四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全是皱纹，但眼睛还很亮。他手里拿着一份图纸，是蒸汽机改进图，但此刻他没有展开图纸。
“陛下，办教育最缺的不是银子，是教师。一万所蒙学，每所需教师两人，就是两万人。大周现在教师不到五千。”
“所以朕要办师范学堂。京师一所，南京一所。每所每年招生五百人。十年之后，一万五千人。二十年之后，三万人。到那时候，就够了。”
戴梓点头，从袖中取出纸笔记下。他的字很小，但一笔一划很工整，像他画的图纸一样精准。
“陛下，还有一件事。教材。蒙学教什么？小学教什么？中学教什么？不能再用《三字经》《百家姓》了。那些书教不出工程师，教不出船长，教不出科学家。”
吴世璠从书案上拿起一份奏折，递给戴梓。
“朕已经让皇家科学院编了。蒙学教识字、算术、常识。小学教国文、算学、历史、地理、格物初步。中学教国文、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教材分七科，由皇家科学院、教材局合编。明年春天，第一批教材出来。”
戴梓接过来翻了翻，点头。
“陛下，还有校舍。一万所蒙学，一千所小学，一百所中学。校舍从哪里来？新建来不及。”
“利用现有书院、祠堂、庙宇。大周各地有书院三百余所，祠堂无算，庙宇无算。书院稍加修缮即可用。祠堂、庙宇腾出几间偏房，摆上桌凳，就是蒙学。但有一条，蒙学不得占用庙宇正殿、祠堂正厅。不得干扰香火、祭祀。”
戴梓记下。
沈逸之这时又开口了。他站起来，走到舆图前，看着吴世璠刚才用手指划过的那条线。
“陛下，臣在尼布楚跟戈洛文谈判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俄罗斯的科学院比大周早成立一百年，大学比大周多一百所。”
吴世璠看着他。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俄罗斯有一半人识字。”
殿内安静了一瞬。烛火被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吹得晃动，把三人的影子在素木梁柱上拉长又缩短。
吴世璠笑了。他很少笑，但这次笑了。
“沈首辅，戈洛文在骗你。”
沈逸之微微一怔。
“朕让皇家科学院查过。俄罗斯在彼得一世登基前，识字率不到一成。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识字的人也只有两成出头。大部分贵族只会读、写、算，连外语都不懂。妇女中识字的更少，连斯特罗加诺夫那样的豪门，妇女几乎全是文盲。”
他走到书案前，拿起另一份奏报。那是皇家科学院从莫斯科的商人那里收集来的情报，由戴梓亲自整理。
“彼得一世倒是想办教育。他开了数学航海学校，开了炮兵学校，开了工程学校。但那些学校只收贵族子弟和士兵子弟。平民的孩子，进不去。他改革了文字，印了一千三百种书。但那些书大部分是技术手册和军事教材，跟老百姓没关系。俄罗斯的识字率，到现在也没涨多少。朕问过在莫斯科的商人——俄罗斯的农民，一百个人里找不到两个识字的。”
他把奏报放下。
“戈洛文跟你说俄罗斯有一半人识字，那是吓唬你的。他拿俄罗斯吓唬不了大周。但朕要告诉你——大周不能靠这个安心。大周两亿五千万人口，识字者不到三千万。俄罗斯识字率再低，他们有一千五百万人口，识字的人也有几十万。大周的人口是他们的十几倍，识字的人只有他们的两倍。如果大周不办教育，二十年之后，大周的人口还在，人才没了。”
沈逸之沉默了。他想起在尼布楚的那些日子。戈洛文坐在长桌对面，留着整齐的山羊胡，说话不急不慢。他说俄罗斯幅员辽阔，兵甲百万。他说沙皇彼得一世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他说俄罗斯有一半人识字，大周有多少？
当时沈逸之没有回答。他知道大周的识字率不高，但不知道具体数字。现在他知道了。不到三千万。不到一成二。
“陛下，臣明白了。”
吴世璠点头。
“沈首辅，你回去拟章程。正月十五之前呈上来。九年义务教育，从明年春天开始。蒙学先办。一万所蒙学，一万个孩子识字，一万个家庭改变。十年之后，大周有两千万孩子识字。二十年之后，大周有四千万。到那时候，大周才有底气跟俄罗斯、英吉利争天下。”
沈逸之从袖中取出纸笔，一条一条记下。
“陛下，九年义务教育，每年需银两千三百万两。户部拿得出来。但臣要提醒陛下——军费八千万，挪一千万，夏国相、马宝那边，臣去说。”
“不用你去。朕自己去说。夏国相、马宝，他们都是跟着朕从衡州出来的。他们知道朕的脾气。朕要办的事，一定要办。”
沈逸之点头。
“臣回去就拟。”
方光琛也站起来。
“陛下，臣也回去拟。户部的细账，臣要重新算一遍。”
“去吧。”
方光琛走后，吴世璠独自坐在勤政殿里。他拿起户部的奏报，又翻开第三十七页。那一段话，他看了很多遍。每看一遍，心里就沉一分。
两亿五千万人口。识字者不到三千万。
他把奏报合上，站起来，走到殿门口。腊月的风从太液池上吹来，带着冰碴子的寒气。太液池的冰面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水珠从冰缝中渗出来，一滴一滴地落进池水里。
他站了很久。
戴梓是最后一个走的。他走到殿门口时，吴世璠叫住了他。
“戴卿。”
“臣在。”
“皇家科学院，明年增设师范科。专任蒙学、小学、中学教师。师范科毕业生，必须去蒙学、小学、中学任教，至少五年。五年之后，方可转任他职。”
戴梓从袖中取出纸笔，一条一条记下。
“陛下，师范科每年毕业生不过百人。远远不够。”
“朕知道。所以要办师范学堂。京师办一所，南京办一所。每所每年招生五百人。三年之后，每年有一千五百人毕业。十年之后，有一万五千人。二十年之后，有三万人。到那时候，就够了。”
戴梓记完，将纸折好，收入袖中。
“陛下，臣回去就拟。正月十五之前呈上来。”
“去吧。”
（第十卷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