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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连长用刺刀捅翻了一个美军士兵,又用刀柄砸倒了第二个。第三个美军端着步枪冲过来的时候,他侧身躲开了刺刀,一把抓住了步枪的枪管——枪管烫得灼手,但他没有松开——把美军拉近了,用左手的刺刀刺进了对方的腋下。

然后他的后背挨了一枪。

子弹从后背穿进去,从前胸穿出来。

曹连长低头看了看胸口那个冒血的洞。

他没有倒。

他转过身来,朝开枪的那个美军迈了一步。那个美军吓得后退了两步——一个胸口被打穿的人还在往前走,这不是正常人能做到的事。

曹连长又迈了一步。

然后他的膝盖软了。

他跪在了河滩上。

膝盖磕在砂石上的感觉很硬、很凉。

他最后朝北方看了一眼——那个方向。

看不到卡车了。

但他知道他们已经走远了。

曹连长倒在了河滩上。

他身边的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最后一个倒下的是一个十八岁的勤务兵。他在白刃战中被三把刺刀同时刺中,倒地之后还用牙齿咬住了一个美军的小腿,死了都没松口。

美军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那个年轻人的牙从他们同伴的腿上撬开。

——

河滩安静了。

枪声停了。喊声停了。金属碰撞声停了。

只有风,从鸭绿江的方向吹过来,吹过那些躺在砂石上的身体,吹动他们军装上的布片和头发。

风把雪慢慢吹起来,一层一层地盖在那些不会再动的人身上。

六十个人。

一个都没有回来。

——

北面。

一辆嘎斯卡车沿着颠簸的山路飞速前进。车斗里,一班的战士们围着担架,用身体抵住颠簸,防止担架滚落。路面坑坑洼洼,车斗像筛糠一样上下乱跳,有个战士一手抓着车帮,一手按着担架的边框,每颠一下胳膊就酸一下,但手没敢松。

车开了一段之后,路已到了尽头。前面全是一片密林和陡坡,车再往前开就得翻。

众人跳下车:下车!抬着走!

十个人轮流抬着担架,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朝江边跋涉。

担架不轻。四个人抬,走二十分钟就得换一轮。积雪没到膝盖,每抬一步脚都要先从雪里拔出来,再往前踩进去,拔出来,再踩进去。林子里没有路,只能看着前面的树缝往里钻。松枝上的雪被碰掉了,整块整块地落在脖子里,化成冰水顺着后背往下淌。

绕过一座山。翻过一道岭。穿过一片林子。

天黑了。

他们借着月光继续走。树影印在雪地上,黑白分明,像是有人用墨笔画上去的。月光照在担架的竹竿上,竹竿被汗水浸得发亮。

后来月亮也被云遮住了。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深一脚浅一脚,有人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走。有一回前面抬担架的人被树根绊了,身子一歪,担架猛地朝一侧倾了过去,后面两个人死死扽住了,担架晃了两下,稳住了。

谁也没吭声,站稳了接着走。

终于,在某一个时刻,一班长闻到了江水的味道——带着冰碴的、清冽的、和山里不一样的水腥味。

到了!

他们走出了林子。面前是一片开阔的河滩,灰白色的冰面在夜色里泛着暗光。江面已经结了薄冰,但中间的水流还没有完全封冻,黑色的水在冰层的缝隙里无声地流淌。

一班长在岸边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江面的宽度,又看了看冰面的厚度。岸边的冰踩上去嘎吱响,能承住人,但往中间走几步就变薄了,再往前就是水。

举过头顶。下水。

十个人把担架举过头顶,踩碎岸边的薄冰,趟进了江里。

水刚没过脚面的时候还能忍。没过小腿的时候开始疼。没过大腿的时候疼变成了麻。等齐腰深的冰水兜住整个下半身的时候,疼和麻都没了,只剩下一种钝钝的、说不清的感觉,像是下半截身子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水冷得像刀割。

脚下的石头滑得站不稳。水流不急,但在齐腰深的水里举着担架走,每一步都得先试一试脚底下是什么,踩实了再迈下一步。有个战士的脚被石头缝卡了一下,身子一晃,水涌到了胸口,他把嘴闭紧了没叫出来,旁边的人伸手扶了他一把。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松手。

过了江,就到家了。

终于,一班长站在江北岸,浑身湿透,冻得嘴唇发紫,牙齿打着战。棉裤贴在腿上,硬邦邦的,已经开始结冰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头僵得弯不过来,指甲缝里还有刚才抓担架竹竿磨出来的血痕。

一班长裹紧了军大衣,对剩下的九个人说:继续走。找到最近的镇子,然后联系总部。

十个人抬着担架,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长津湖西北16公里,蛇阳地山。九兵团司令部。

方天朔坐在电台旁边,等了整整一个下午。

通信兵给曹连长发了三次呼叫,都没有回应。

他想过立刻往上报。但他想了想,放下了。

有些东西,结果出现之前,只能憋在肚子里,而不是急着挑明。

只能等。

等曹连长那边的消息。

方天朔强迫自己把这件事从脑子里暂时按下去,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面前的地图上。

总攻发起时间是十一月二十四日。还有一天。

一天里还有一堆事要做——各军攻击出发阵地的伪装情况要检查,弹药和给养的最后一轮配发要盯住,还有126师拆散补充到各部队之后的磨合情况要了解。

他展开地图,拿起铅笔,开始逐一核对各军的最新位置。

但他的耳朵一直竖着,听着电台那边的动静。

----

同一天。下午五点。平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

办公室里烧着暖炉,窗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外面已经暗下来了,十一月的天黑得早,四点半过后天际线就只剩一条灰蓝色的缝。

那个矮壮的德克萨斯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张标满红蓝箭头的地图,旁边放着半杯已经不烫了的咖啡。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皱了皱眉,但还是咽了下去。

门被推开了。

参谋长快步走进来,脸色惨白到吓人。平时他进门之前一定会敲门,今天没有。

什么事?

参谋长把噩耗告诉了他。

他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杯底磕在桌面上,声音比平时重了一点。

详细点。

参谋长面有难色,但最终鼓起勇气,把那个最不幸的结果说了出来。

办公室安静了。暖炉里的火在嗞嗞响,窗外远处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又没了。

司令官的表情凝固了大约两秒钟。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把放下的咖啡杯又端起来,喝了一口。

我知道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