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香江进入年报季。
这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时候。
从2月底开始，上市公司陆续发布1974年度业绩。
亏损的企业远多于盈利的，利润大幅萎缩成了普遍现象。
地产公司减值严重，
航运公司运费低迷，
制造企业订单断崖式下滑。
整个市场像一面裂缝密布的旧墙，
随便哪家公司推一下，都能簌簌往下掉渣。
其中最刺眼的一份年报，来自和记国际。
3月2日，
和记国际公布1974年度业绩，全年净亏损2.03亿港元。
这是继1973年亏损2.17亿港元之后，
和记国际连续第二年亏损超过两亿。
消息见报当天，
和记国际股价从2.8港元跌至2.35港元，
盘中最低触及2.2港元，
创下上市以来新低。
《香江经济观察报》在财经版头条用了八个字：
“和记巨亏，债台高筑”。
配文是一张和记国际总部大楼的旧照片，
楼体灰暗，门口行人稀疏。
祁德尊在业绩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追问，
表情僵硬，语速比平时慢了许多。
他说和记国际正经历“行业性调整周期”，
管理层正积极寻求资金安排和业务重组。
当记者追问“资金安排是否已落实”时，
他只回了四个字：“无可奉告。”
但所有记者都是老油条，瞬间听懂了潜台词，和记国际已经快撑不住了。
陆昭是在3月3日清晨看到这份年报的。
他坐在九龙塘老宅三楼的房间里，
面前摊着《香江经济观察报》和《明报》两份报纸。
和记国际的亏损数字被他在脑子里反复拆解了好几遍，
亏损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市场对这份年报的反应。
他知道，时间到了。
这是给祁德尊挖坑、图谋和记的最佳时机。
但他并不打算以陆昭的身份去和对方谈，
而是重新坐回书桌前，合上眼睛，意识慢慢沉入了马甲系统。
1975年3月5日，苏黎世。
马库斯·冯·阿尔高在自己书桌前醒来。
他的意识已经接上了陆昭的指令。
马库斯翻开和记国际的财务资料，看得很快。
和记连续两年亏损超两亿，
按照瑞士任何一家私人银行的风控标准，
这种客户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办公室。
但马库斯看它的眼光不同。
和记国际能有今天的规模，
几乎全是祁德尊在1971到1973年港股大牛市期间用近乎疯狂的扩张堆出来的。
彼时恒指从341点一路冲上1774点，
市场陷入全民狂欢。
祁德尊是和记国际的主席，也是那场牛市里最激进的玩家之一。
他借着股价飞涨的东风，
展开了一连串令市场瞠目的并购行动，
将黄埔船坞、屈臣氏、均益仓、香港隧道等重量级企业一一收入囊中。
和记国际在短短两三年内从一个中等规模的贸易与地产公司，
急速膨胀为旗下拥有超过三百家附属及联营公司的超级企业集团，
横跨地产、航运、零售、码头、仓储和金融等多个领域。
在1972年高峰期，
和记国际的市值一度进入香江上市公司前五，风光一时。
但扩张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祁德尊的收购风格是“借鸡生蛋”，
用银行借款和供股集资来支付收购代价，
再用新并入资产的现金流去覆盖旧债。
这在牛市中看起来毫无问题，
因为股价上涨可以不断提供新的融资能力。
但股市一旦转向，
这套游戏就变成了致命的绞索。
1973年3月恒指崩盘之后，
和记国际的资产价格和盈利同时急跌，
而债务却一分不少。
祁德尊在高峰期借下的钱，
全部以高息和短期限的形式压在公司账上。
他试图通过出售部分资产来周转，
但熊市中根本找不到出价合适的买家。
于是和记国际被迫以亏损价抛售物业和船队，
又进一步削弱了盈利能力，
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到1974年，
和记国际的负债总额已远超账面可动用现金，
多家银行收紧信贷，
部分债主开始起诉追债。
祁德尊在董事会里的权威也在迅速流失，
越来越多的董事要求引入外部资金或直接接受重组。
这就是和记国际连续两年亏损超两亿的真正背景。
这本身不是经营失误，
而是扩张模式本身崩塌了。
3月10日，马库斯通过施耐德律师的渠道，向和记国际主席祁德尊发出了一封私人会面邀请。
邀请函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在正中印着一行简单的英文：
“关于和记国际的一笔长期资金安排。如感兴趣，请到文华酒店顶楼茶室，周三下午三点。”
没有任何解释，甚至没有签名。
但祁德尊在收到后不到半小时就回复：准时到。
没办法，他太需要钱了。
3月12日，周三，文华酒店顶楼茶室，下午三点整。
祁德尊比约定时间早了十分钟到。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西装，
外面罩着同色系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下的青黑遮不住。
他的背挺得很直，像在强撑着什么。
“祁德尊先生。”马库斯伸出手，用带着轻微德语口音的英语说，“马库斯·冯·阿尔高，幸会。”
“冯·阿尔高先生，之前银行开业的时候，我们见过。”祁德尊握了握手，目光不经意地打量了对方一下。
两人在靠窗的位置坐下。
侍者倒好茶后便退了出去，茶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祁德尊先生，今天约您的目的我就直说吧”
马库斯把一份薄薄的文件放在桌上，
“马库斯银行对和记国际很有兴趣。”
祁德尊没有碰文件，只是看着他：
“哪方面的兴趣？”
“控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