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市局走廊里的穿堂风带着深秋的凉意，吹得人头脑发胀。
贺海波握着手机，听着老方在电话那头激动得变了调的声音：“海波，这名单上的人绝了！全都是咱们临海市有头有脸的企业家，甚至还有两个是人大代表！维多利亚海贸这个香港皮包公司，简直就是这些人的洗钱中转站！”
“先别动。”贺海波眉头紧锁，压低了声音打断了老方，“名单虽然拿到了，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这些企业家顶多是借着万晟的壳子往外转移资产，他们不是核心。万子豪这会儿正像疯狗一样盯着咱们，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能打草惊蛇。”
电话那头的老方冷静了一些，叹了口气：“行，听你的。那这份名单咱们先按住，小杜正在做深度交叉比对。不过海波，接下来咱们怎么走？市局这边陈志远虽然被龙琳盯上了，但咱们在检方那边，能指望得上那个刚来的汪检察官吗？”
贺海波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汪柳在审讯室里那种不怒自威的冷冽眼神，以及她临走前说的那句透着刺骨悲凉的话。
“金融犯罪，血是看不见的，但人，是死透了的。”
这句话绝对不是一个刚入行几年、只在书本上学过法律条文的年轻检察官能说出来的。那里面藏着实打实的血泪。
“老方，名单的事先放一放。”贺海波沉声说道，“你找找咱们在邻省的老关系，帮我查一个人。”
“查谁？”
“市检察院新派来的这个汪柳。”贺海波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我要知道她父亲十年前到底办过什么案子，越详细越好。”
老方在电话里愣了一下：“查咱们自己的搭档？海波，你怀疑她……”
“我不怀疑她。”贺海波的语气无比坚定，“她今天在审讯室里的表现，证明了她是个好检察官。但我得知道她心里的底线在哪。她是个带着家仇来办案的人，这种人，要么是一把削铁如泥的神兵，要么，是一颗随时会炸伤自己的炸弹。我得做到心里有数。”
“明白了，交给我。”
挂断电话，贺海波独自在走廊的尽头站了很久。
不到两个小时，老方的电话就回了过来。这一次，老方的声音里没有了平时那种大大咧咧的江湖气，反而透着一股沉甸甸的压抑。
“海波，查到了。”老方的声音有些发涩，“汪柳的父亲，叫汪建明。十年前，他是咱们邻省宁州市检察院公诉科的科长，当时可是全省闻名的反贪反渎骨干。”
贺海波心头一动，果然，汪柳出身法学世家。
“十年前，汪建明主办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十几个亿的非法集资案。”老方在电话那头咽了口唾沫，似乎对当年的往事感到心惊肉跳，“那帮搞集资的骗子，手段比现在的万家还要黑。他们知道汪建明难对付，就设了个连环套。”
“什么套？”贺海波握紧了手机。
“那帮人摸清了汪建明老丈人——也就是汪柳的外公——有点闲钱想投资。他们派人伪装成国家重点扶持项目的业务员，天天去老爷子家里嘘寒问暖，硬生生把老爷子一辈子的积蓄，连同卖老房子的钱，全骗进了那个非法的资金盘里。”
老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等汪建明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资金盘暴雷，那帮人卷款跑路之前，还故意放出风声，说汪建明是这个资金盘的幕后保护伞，他老丈人投钱是为了洗钱。一时间，宁州市所有的受害者都跑去围堵汪家，天天在他们家门前泼红漆、扔死老鼠。”
贺海波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这种被千夫所指的冤屈，他太熟悉了。三年前，他父亲也是这样被扣上了一顶洗钱和欠高利贷的黑帽子。
“后来呢？”贺海波咬着牙问。
“后来……”老方的声音更低了，“汪柳的外公受不了这种刺激，加上一辈子的积蓄血本无归，觉得对不起女儿和女婿，在一个半夜，从自家六楼的阳台上跳下去了。汪建明因为这事被停职审查了大半年。虽然最后查清了他是清白的，但人已经垮了。确诊了胃癌晚期，没熬过第二年的冬天就走了。”
电话两头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贺海波终于明白，为什么汪柳在看着那个给万子豪做假账的财务总监时，眼神里会有那种恨不得将对方生吞活剥的恨意。
“海波。”老方打破了沉默，“我托宁州的老同事打听了，汪柳那丫头，当年本来考上的是重点大学的外语系。家里出事之后，她硬是退了学，重新复读了一年，考上了政法大学的法学院。这些年，她一路拼命读书、考证，进了检察院专攻经济犯罪。这丫头的心里，憋着一口气啊。”
“知道了，老方。谢谢。”
贺海波挂断了电话。他靠在墙上，仰起头，看着走廊天花板上惨白的白炽灯。
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汪柳走过的路，比他贺海波还要惨烈。他好歹还有个老母亲在医院里躺着，还有个盼头。而汪柳，是在一片废墟中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把刀，一把专门用来斩断金融犯罪黑手的法庭利剑。
贺海波大步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前。
他拉开带锁的抽屉，拿出了那个视若珍宝的铁盒。输入密码，“咔哒”一声，铁盒打开。
里面躺着那本泛黄的旧账本。
这本账本，记录了万家洗钱的蛛丝马迹，记录了陈志远每个月十五万的黑钱，记录了父亲被迫妥协的血泪，也记录了那个通往开曼群岛的神秘信托账号。
这是贺海波最大的底牌，也是他这三年来唯一的精神支柱。除了老方和小杜，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原件。
但现在，他改变了主意。
贺海波从抽屉底下拿出一叠空白的A4纸，走到办公区角落里那台不联网的加密复印机前。
他小心翼翼地把账本一页一页地摊平，按下了复印键。
复印机发出规律的扫描声，一张张带着黑色墨迹的复印件吐了出来。贺海波将这些复印件整理好，甚至连那个被水蒸气烫开的夹层，他都原封不动地复印了下来。
他找来一个黑色的硬纸质文件夹，将所有的复印件整整齐齐地装了进去。
下午六点。
临海市的天空被夕阳染成了一片血红色，风吹在脸上已经有了冬天的凛冽。
贺海波开着那辆旧捷达，来到了临海市人民检察院的大楼前。
检方的大楼比公安局要安静得多，下班时间一过，大部分办公室的灯都灭了。但贺海波抬头看了一眼，六楼东侧的一个窗口，依然亮着明亮的白光。
他在门卫室亮了工作证，登了记，径直坐电梯上了六楼。
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他的脚步声在回荡。
走到挂着“第二检察部副主任”牌子的办公室门前，贺海波停下了脚步。门没关严，留着一条缝。
透过门缝，贺海波看到汪柳正坐在一堆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卷宗后面。她脱了那件威严的制服外套，只穿着一件白衬衫，鼻梁上架着一副防蓝光眼镜，手里拿着一支红笔，正快速地在材料上勾画着。
她的眉头紧紧锁着，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黑咖啡。
贺海波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叩叩。”
汪柳没有抬头，依然盯着手里的材料：“进。小李，我让你核对的晟富宝第三季度流水明细做好了吗？”
贺海波推开门，走了进去。
“汪检，是我。”
听到这个男人的声音，汪柳手里的红笔停了一下。她抬起头，透过镜片看清了来人，有些意外地愣了半秒，随即摘下眼镜，揉了揉发酸的眼角。
“贺副队长。”汪柳站起身，指了指对面的沙发，“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市局那边有新进展？”
贺海波没有坐沙发，而是径直走到汪柳的办公桌前。
他看着这个瘦弱却坚韧的女人，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开口：“汪检，来之前，我找人打听了你父亲的事。”
汪柳刚准备去倒水的手，在半空中僵住了。
办公室内陷入了短暂的死寂。
贺海波明显感觉到，空气里的温度仿佛在瞬间降了冰点。汪柳那双原本平静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被人触碰逆鳞的痛楚和防备。
但她很快调整了情绪。汪柳收回手，双手抱胸，靠在办公桌的边缘，目光清冷地看着贺海波。
“贺副队是老刑侦，调查合作伙伴的背景是职业习惯，我不怪你。”汪柳的声音听不出喜怒，“那你现在既然查清楚了，心里是不是在犯嘀咕？”
“嘀咕什么？”
汪柳自嘲地扯了扯嘴角：“嘀咕我是不是个被家仇蒙蔽了双眼的疯女人？嘀咕我在这起案子里，会不会因为对万家这种非法集资团伙带有私人恨意，从而失去一个公诉人该有的客观和冷静？甚至为了把他们送进监狱，不择手段，最后连累你这个搭档？”
她把贺海波心里的那些顾虑，毫无保留地、血淋淋地挑明了。
贺海波看着她，眼神却没有丝毫躲闪。
“如果换做是别人，我确实会这么想。”贺海波语气平缓，透着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感情用事，是办案的大忌。但你不是别人。”
汪柳微微皱了皱眉：“你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在走同一条路。”贺海波向前迈了一步，“我懂那种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污蔑、被逼死，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我也懂那种为了一个真相，把自己的命搭进去都在所不惜的执念。”
贺海波看着汪柳那双略显疲惫却依然倔强的眼睛，声音低沉而真诚：
“汪柳，我不担心你失去判断力。因为我知道，仇恨不会让你失去理智，只会让你手里的刀变得更稳、更准、更狠。你需要真相来告慰你父亲和外公，就像我需要真相来还我父亲清白一样。”
汪柳看着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看着他眼底那片毫不掩饰的坦诚与信任，一直紧绷着的肩膀，不自觉地微微放松了一些。
这十年来，她一个人在黑夜里走了太久。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她破案时的雷厉风行，是她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没有人知道，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和自责是如何啃噬着她的心。
而现在，面前站着一个和她一样，背负着父辈血泪的男人。他说，他懂。
“贺海波。”汪柳第一次没有叫他的职务，而是叫了他的名字。
她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变得无比清明：“你放心。法律是我的武器，不是我发泄情绪的工具。我不会因为恨他们就去捏造证据，但我会用最严谨的逻辑、最铁的证据，把这帮人牢牢地钉死在审判席上，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
贺海波紧绷的脸庞终于松弛下来，嘴角露出一抹难得的笑意。
他把一直夹在腋下的那个黑色硬纸文件夹拿了出来，郑重其事地双手递到汪柳的面前。
汪柳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那个文件夹，没有接：“这是什么？晟富宝的卷宗？”
贺海波摇了摇头。
“汪检察官。”贺海波的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庄重，仿佛在完成一场神圣的交接。
“这是我父亲，一个当了三十年警察的缉私老兵，用命换来的东西。”
他把文件夹往前递了递。
“这是我这三年来，睡觉都要压在枕头底下的护身符。”
贺海波看着汪柳，一字一顿地说道：
“现在，它也是你的了。”
汪柳心头大震。她当然知道贺振邦的事情，也听说过贺海波手里可能握着某些致命的底牌。但她怎么也没想到，贺海波竟然会把这么核心、这么要命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交到她这个刚刚认识不到一天的检察官手里！
这是一种何等沉甸甸的信任！
汪柳没有推辞，她伸出双手，郑重地接过了那个文件夹。
文件夹不厚，但拿在手里却像是一块烙铁。
她坐回办公椅上，打开了文件夹。第一页，是密密麻麻的资金流向速记；第二页，是那个标着“省里”红圈的触目惊心；第三页，是那个被水蒸气揭开的、记录着陈志远如何设局逼迫贺振邦签字的夹层复印件……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能听到墙上挂钟秒针“滴答、滴答”走动的声音，以及汪柳翻动纸页时发出的一丝细微摩擦声。
贺海波没有催促，他静静地站在办公桌前，看着汪柳。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过去了。
汪柳看得很慢，很仔细。她的目光在那些数字、名字和绝笔记录上反复扫过。
随着阅读的深入，汪柳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但她眼底的那团火，却烧得越来越旺。那是将法律的怒火和私人的痛恨完美融合后，淬炼出的一种极致的杀意。
当她翻到最后一页，看到那串“开曼，信托，xx-7301”的时候，她的手指在纸面上停留了很久。
终于，汪柳合上了文件夹。
她抬起头。
那双平时总带着几分冷傲的眼睛里，此刻布满了细密的红血丝。她看着贺海波，胸膛因为极度的震撼和愤怒而微微起伏着。
“贺副队。”
汪柳的声音出奇的平静，但那种平静之下，却压抑着足以掀翻整个临海市的惊涛骇浪。
她把手按在那个黑色的文件夹上，像是在下达一份死亡判决书：
“这本账，够判万国权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