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管所出来，陆亦可一边开车一边说：“案卷里没人提过他奶奶的事。法官没提，公诉人没提，辩护律师只在辩护意见里带了一句。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没有父母，只有一个奶奶，还死在他服刑期间——这些情节在量刑的时候完全没被考虑。”
“因为没有律师替他认真辩。辩护意见是走过场。”祁同伟看着车窗外面，路边的农田一片萧瑟，“回去重新调卷宗。把所有未成年人的案子，凡是辩护意见低于三页纸的，全部列为重点评查对象。这个案子不叫‘赵小磊抢劫案’，叫‘刘桂英的孙子’。”
车子开上高速，窗外的风景在午后的光线里快速后退。
祁同伟的手机响了，是高育良打来的。这是高育良第一次主动给他打电话，以往都是他去看老师，老师从来不催他。
“同伟，今天季昌明来了。带了两根白萝卜，说是一个三斤一个两斤半。他说他今年不种菜了，把菜地改成了花圃，种的全是君子兰。”高育良的声音很慢，但中气比之前足了一些，“他让我问你一句话——督查组还缺不缺人。他说他退休以后闲不住。”
“缺。缺一个会看案卷的老头。你让他明天来厅里报到。”
高育良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然后他说了一句跟案子无关的话：“我听说你在搞未成年人案子评查。你上次落的那子，现在该落下一子了。”
季昌明到厅里报到那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拎着个布袋。
布袋里装着一份手写的个人简历和一根白萝卜——萝卜用报纸包着，报纸是上个月的《汉东日报》，头版正好是督查组老牛湾案的通报。
他把萝卜放在祁同伟桌上，说这是今年最后一根，本来要给高育良的，高育良说督查组缺人手，让他连人带萝卜一起过来。
“季检，您这简历就不用看了。您的档案我比谁都熟。”祁同伟把萝卜放回布袋里，递给陆亦可让她拿去食堂中午炖汤，“督查组现在最缺的是看案卷的人。未成年人案件评查，卷宗堆了半间屋子，需要一个人从头到尾逐页过。您眼神还行吗。”
“眼神不行。但我有耐心。”季昌明在椅子上坐下来，把老花镜从胸口口袋里掏出来戴上，“我下了一辈子慢棋。”
祁同伟把赵小磊的案卷放在他面前。季昌明翻开第一页，看了很久，久到祁同伟以为他睡着了。
然后他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沉默的话：“这个孩子的辩护意见，总共只有三段。第一段说认罪态度好，第二段说初犯偶犯，第三段说建议从轻。没有一段提到他没有父母。没有一段提到他奶奶。这样的辩护意见，跟没辩护有什么区别。”
他把案卷翻到最后一页，指着法官签名栏旁边的一行小字——那是量刑建议的批复，只有四个字：“同意判决。”
“这四个字，我写了半辈子。”季昌明把老花镜戴回去，声音很平，“那时候我在检察院，每天批的量刑建议堆成山。有些案子我连卷宗都没看完就签了字。不是不想看，是来不及。现在想起来，每一个没看完的案卷背后，都可能有一个刘桂英。”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窗外法桐最后一片叶子在风里转了两圈，终于落了下来。
季昌明正式坐进了督查组办公室靠窗的那个位置。
陆亦可给他搬了一把藤椅——是高小琴从山水庄园茶棚里匀过来的，说老头坐藤椅腰不疼。
季昌明坐上去试了试，说比检察院的皮椅子舒服。他的办公桌很简单，一盏台灯，一摞案卷，一个茶杯，还有一盆从家里带来的君子兰——是那盆母本分出来的第三代，叶子还小，只有三片。
他开始看案卷。
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最晚走。看得很慢，每份案卷从头到尾逐页翻，用红笔在有问题的地方画圈，在空白处做标注。陆亦可给他配了个年轻人当助手，他不要。他说年轻人手太快，他跟不上。
其实他是怕漏。
每一份案卷他都要看两遍，第一遍顺读，第二遍倒着读——从判决书往前翻到立案登记表，看有没有程序倒置，看签字日期是不是对得上，看辩护意见是不是在开庭之前就写好了。
翻到第七天，他翻出了一件案子。
案由是未成年人盗窃，被告人叫马小飞，案发时十四岁。
案卷里夹着一份撤案决定书，但撤案决定书的日期比提起公诉的日期早了整整两个星期。
季昌明把这两份文件的日期用红笔圈出来，在边上写了一行字：“先撤案，后起诉。程序违法。建议复查。”
他把案卷递给陆亦可，陆亦可看了以后当天下午就发函给案发地检察院要求说明情况。
对方回复得很快，措辞客气但内容含糊，说“当时办案人员已调离，相关情况正在核实”。季昌明把这份回复也夹进了案卷里，在旁边又写了一行字——“调离不是理由。”
与此同时，侯亮平在反贪局同步推进未成年案件评查中涉及的职务犯罪线索。
他调了赵小磊案办案期间的银行流水，发现在判决生效后，少管所附近一家烟酒店里有一笔两万元的转账记录，付款方是赵小磊老家所在街道办事处的账户，收款方是当时负责赵小磊案的一个助理审判员的亲戚。
侯亮平把这份转账记录打印出来放在祁同伟桌上，说这条线他会继续追，追到底。
三天后，那个助理审判员主动到反贪局说明情况。
他承认收了钱，但他说的版本让人意外——那两万块钱不是别人送的，是他自己收的。他说他知道赵小磊的案子办得有问题，量刑畸重，但他不敢说。他想用这两万块钱托人去少管所给赵小磊送点东西，又不敢用自己的名义，所以找了亲戚的账户转。
后来东西送没送，他也说不清。侯亮平把这份笔录转给祁同伟，附了一句话——“这个人不是贪，是怕。但他怕的不是法律，是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