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兵：你们合作了这么多部电影，从《那些年》、《盗梦空间》、《星运里的错》到《婚姻故事》，还有准备在明年春节上映《火星救援》，这种合作，和普通夫妻相处有什么不同？
柳亦妃：（想了想）拍戏的时候，他是导演，我是演员。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他会很严格，不会因为我是他妻子就放水。《婚姻故事》里那场吵架戏，他让我拍了十几遍。每一条拍完，他都过来说“再来一遍，你能更好”。那时候我真的很想打他。（笑）
古兵：打了吗？
柳亦妃：（笑）没有，舍不得。因为我知道他是对的。他是想让我的表演更好，想让这部电影更好。而且他从来不会在片场发脾气，永远是很冷静地跟我说“再来一遍”。这一点，我特别佩服他。
古兵：《婚姻故事》里的那个角色，和现实中的你，有相似之处吗？
柳亦妃：（认真思考）有，也没有。那个角色的困境——在婚姻中失去自我，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挣扎——我能够理解。但现实中的我，没有经历过那种撕裂。因为小剪子一直在支持我，从没让我觉得“你必须为了家庭放弃什么”。这是我很幸运的地方。
古兵：你觉得，一个好的伴侣，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柳亦妃：支持。不是那种嘴上说“我支持你”但实际行动上什么都不做的支持，是真正让你感受到“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的那种支持。我拍戏遇到困难，他会帮我分析角色；我想休息，他会说“那就休息”。这种支持，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古兵点点头，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提纲，然后抬起头。
古兵：说到支持，我们聊聊这次奥斯卡之后的一些反应。你在获奖感言里提到孩子，提到平等，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共鸣。有很多普通观众留言，说听了你的话很感动。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柳亦妃：（真诚地）谢谢他们。其实我做的，只是说出了一些很多人都想说的话。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一个普通的母亲。我能站在那个舞台上，是因为有很多人帮助我——我的家人、爱人，我的团队，我北电的老师，我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什么都不是。
古兵：但你还是站出来说话了。很多人都有想说的话，但不见得每个人都会说出来。
柳亦妃：（点头）是，说出来需要勇气。但这个勇气，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小剪子给我的，是家人给我的，也是所有支持我的人给我的。我知道，就算我说错了什么，就算有人骂我，也有人会站在我这边。这种感觉，很重要。
古兵：你提到“有人骂你”，你在意这些声音吗？
柳亦妃：（笑了笑）说实话，以前在意。刚出道的时候，看到网上有人说我“演技差”“面瘫”，我会难过好几天。后来慢慢就不在意了。不是麻木了，是明白了——你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你。你能做的，就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那些真正喜欢你的人。
古兵：这次奥斯卡之后，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柳亦妃：（想了想）好像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人，还是每天被孩子们追着跑，还是被小剪子管着喝水吃饭。奖杯放在书架上，偶尔看一眼，觉得“哦，我好像真的拿了奥斯卡”。但生活还是那个生活，该干嘛干嘛。
古兵：孩子们知道妈妈拿奖了吗？
柳亦妃：（笑意温暖）知道。我婆婆给我拍了视频，平平安安看电视的时候，看到我上台领奖，就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喊“妈妈拿奖了妈妈拿奖了”。他们知道妈妈被表扬了，就很高兴。
古兵：他们有没有问你，妈妈拿了什么奖？
柳亦妃：问了。安安问我：“妈妈，你拿的那个金人，是不是跟爸爸拿得一样？”（笑）我说一样的，这下你和平平就一人有一个了，一个影帝小金人，一个影后小金人。平平比较认真，说“妈妈是最棒的”。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洒在柳亦妃身上，让她的轮廓变得柔和。杨简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阵暖意。这就是他的家，他的一切。
古兵：聊聊你接下来的计划吧。怀孕期间，有什么工作安排吗？
柳亦妃：（手放在肚子上）没什么工作上的安排，就是多陪陪家人，等生完孩子再说。到时候会多参与制片方面的工作，演戏的话，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当然，不是说以后不演戏，只是想留出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和家人。（看向窗边，幸福的笑）
古兵：我很好奇，杨导说他三十五岁退休是真的吗？
柳亦妃：（再度看向床边，微笑）是的，他说需要好好陪陪家人，陪陪孩子，他不想错过孩子们的成长阶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他不是彻底退出娱乐圈，只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多做一些监制的工作。
古兵：吓我一跳，看来不用担心以后看不到杨导的作品了。
柳亦妃：嗯，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古兵：刚刚我注意到，杨导不想错过孩子们的成长，能具体说说吗？我们都知道，杨简其实算是家庭与工作平衡得很好的，他错过了许多孩子们成长的瞬间吗？
柳亦妃：（点头）平平安安刚出生那会儿，他很忙，我干出月子，他就去忙工作，经常不在家。虽然一有空就回来，但还是错过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翻身，第一次爬。他一直挺遗憾的。所以这次，他说一定要陪着我，看着孩子出生，看着孩子长大。
古兵：这样很好。
柳亦妃：是，很好。
古兵：说到平平安安，他们是双胞胎，性格像吗？
柳亦妃：（笑）一点都不像。平平比较安静稳重，喜欢看书；安安特别活泼，整天跑来跑去，话也多。
古兵：孩子们知道爸爸妈妈是演员吗？
柳亦妃：知道。他们看过我和小剪子演的《那些年》，安安问我：“妈妈，那个姐姐是你吗？”我说是。他说：“那你为什么变年轻了？”（笑）那时候他们才三岁多，我解释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后来他说：“爸爸妈妈会变魔术，可以把自己变成别人。”我就说，对，爸爸和妈妈会变魔术。
古兵：这个解释挺好的。
柳亦妃：对，挺可爱的。他们现在还小，对“表演”一知半解，但知道爸爸妈妈的工作是“变成别人讲故事”。这就够了。
访谈已经进行了快一个小时。古兵看了一眼时间，继续问道。
古兵：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这次奥斯卡歧视事件，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柳亦妃：（认真思考）我想说的是，歧视这件事，不是只有奥斯卡才有，不是只有美国才有。它无处不在，只是有时候我们习惯了，有时候我们觉得“算了，别惹事”。但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觉得“算了”，那就永远不会有改变。
古兵：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柳亦妃：说出来。不用像小剪子那样，在全世界面前说。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说，可以在朋友之间说，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不公平”。说出来，让别人知道，你不同意，你在意。慢慢地，就会有更多人说出来。慢慢地，就会有改变。
古兵：你说得对。
柳亦妃：（笑了笑）我只是说了自己想说的话。能听到的人，就听到；听不到的人，也没关系。至少，我说了。
古兵：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柳亦妃：谢谢古兵老师，谢谢《面对面》的观众。
录制结束。
灯光熄灭，摄像机关机。古兵站起来，和柳亦妃握手：“辛苦了，说得特别好。”
柳亦妃站起来：“谢谢古兵老师，您问得也特别好。”
杨简从窗边走过来，手里还拿着那本书：“古哥，喝杯茶再走？”
古兵笑着摆手：“不了不了，你们休息。我们也得赶紧回去剪片子。”
送走了摄制组，书房安静下来。柳亦妃坐回沙发上，长长地呼了口气：“呼——终于结束了。”
杨简坐到她身边，把水杯递给她：“累不累？”
柳亦妃喝了一口水：“还好，比拍戏轻松多了。”
杨简笑了笑，轻轻揽住她的肩：“你今天说得特别好。”
“真的？”
“真的。”杨简认真地说，“特别是最后那段，关于‘说出来’的那段。特别好。”
柳亦妃靠在他肩上，手轻轻抚着肚子：“我就是说了想说的话。你不是教过我吗，想说的话就大胆说，别憋着。”
“那是我教你的？”
“不是你教的，是你做的。”柳亦妃抬起头看着他，眼里的爱意都要溢出来了。
杨简嗅着她身上的味道：“这是不是就叫夫唱妇随？”
“嗯呐嗯呐！”
窗外，初春的阳光洒进书房，把书架上的书染成金色。那尊奥斯卡小金人就放在书架的第三层，和她戛纳影后以及杨简过往的座奖杯摆在一起，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下午，bJ城初春的阳光很好。
杨简从李大佬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色还亮着。走廊里很安静，偶尔有工作人员经过，看见他都只是点头微笑，不多问一句。这是机关大院里的规矩——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
他走出办公楼，在台阶上站了两秒，深吸一口气。
bJ早春的空气还带着凉意，但阳光晒在脸上是暖的。远处的天空很蓝，有几只鸽子在飞，鸽哨声若有若无地传来。
杨简没有立刻上车。他站在那儿，看着那些鸽子发了会儿呆。
刚才在办公室里，他把那些东西交出去的时候，李大佬的反应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那种复杂不是怀疑，也不是惊讶，而是一种更深的、难以言说的东西——像是看到了一个深渊，而自己正站在深渊边缘。
那些东西。
有关于埃普斯坦案的相关详细资料——飞行日志、聊天记录、银行转账明细，还有那些受害人的资料。那些文件里涉及的名字，遍布西方政商两界，尤其是美国，有参议员，有州长，有华尔街大佬，有常春藤名校的教授，还有几个听起来像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名字——英国王室。
还有更可怕的。
2015年，也就是去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实验室里，一群科学家在做什么研究，他们自己大概最清楚。公开的论文里写的是“探索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的机制”，但杨简通过统子拿到的内部报告显示，他们成功合成了一种能够感染人类细胞的嵌合冠状病毒。不是理论上可能，是真的合成出来了。
没有谁比杨简更清楚这意味什么。
那些文件里还有一份名单——被境外间谍机构收买的国内人员名单。分布在各个领域，有的在科研机构，有的在媒体，有的甚至在政府部门。有些名字杨简前世看新闻看到过，有些完全陌生，但每一页纸背后，都站着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可能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选择。
杨简在台阶上站了大概两分钟，然后上了车。
“小简，直接回家？”王军问。
“嗯，回家。”
车子驶出院门，汇入长安街的车流。杨简靠在后座上，看着窗外掠过的红墙绿瓦，脑子里却还在想刚才的事。
四十分钟前。
杨简在秘书的带领下推开李大佬办公室的门时，李大佬正在看文件。那间办公室杨简是第一次来，但饶是他都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不是来自人，是来自空间本身。那种深色的木质家具，那种整齐到近乎苛刻的文件摆放，那种墙壁上挂着的字画里透出的“慎独”二字，还有那两面旗帜，这些都在提醒你，这里不是随便说话的地方。
“小简来了？”李大佬抬头看了他一眼，“先坐一会儿，等我两分钟，我把剩下的看完。”
“叔您先忙，我不着急。”杨简没坐，而是问旁边的秘书，“李叔的茶叶放哪了？”
秘书指了指柜子，杨简自己动手泡了杯茶，端到沙发上坐下。
他一边喝茶，一边打量李大佬。老爷子今年六十多了，头发白了不少，但腰板挺得笔直，看文件的时候戴着老花镜，眉头微微皱着，偶尔用笔在文件上划一下。那专注的样子，和他记忆里十多年前第一次见李大佬时一模一样——那时候是在李家大院，当时的老爷子也是这种表情，听人说话的时候全神贯注，好像你说的话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两分钟后，李大佬放下笔，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然后抬起头看向杨简。
“说吧，什么事？”李大佬的语气很平常，但那双眼睛在看你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他什么都知道。
杨简端着茶杯站起来，走到李大佬办公桌前，把茶杯放下，然后打开随身带的电脑。
“叔，今天来找你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前段时间去美国，拿到一些资料，您给瞧瞧。”杨简把电脑屏幕转向李大佬，“您看看，有用没用。”
李大佬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又把老花镜戴上。
屏幕上是一个加密文件夹。杨简输入密码，文件夹打开，里面是几十个文档。
李大佬点开第一个。
是英文的。飞行日志。私人飞机的飞行记录，从2000年到2015年，密密麻麻几百条。起飞地点、降落地点、乘客名单、飞行时长，每一项都清清楚楚。
李大佬的目光在那份名单上停留了几秒，然后点开第二个。
聊天记录和邮件来往记录。加密通讯软件的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时间跨度十几年。对话的人名用了代号，但备注栏里有真实身份的标注——有些名字他听说过，有些完全陌生。
李大佬继续往下翻。
第三个文档，银行转账明细。几十个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从几千美元到几百万美元不等。收款方有些是个人账户，有些是离岸公司，有些是慈善基金会，还有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名字。
那些文字被翻译成中文，但李大佬能看出，原文应该是英文。里面的内容让他老人家的眉头越皱越紧。
第五个文档、第六个文档、第七个文档……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鼠标偶尔点击的声音。
杨简站在旁边，没有坐下，也没有说话。他看着李大佬的表情，从最初的平静，到微微皱眉，到眉心拧成一个疙瘩，到摘下眼镜、又戴上、又摘下。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李大佬终于看完第一组文件。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然后抬起头看向杨简。
那一眼，杨简看懂了。
不是怀疑，不是惊讶，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在战场上待了很多年的老兵，突然看到一份情报说“敌人已经打到指挥部门口了”。那种震惊，那种警觉，那种下意识的肌肉紧绷。
“你这些东西怎么来的？”李大佬的声音很平静，但杨简听得出，那种平静是刻意压出来的。
“叔，您别管我怎么来的。”杨简说，“您就说有用没用？”
李大佬盯着他看了两秒，然后往后靠在椅背上。
“有用。”他说，“太有用了。”
他顿了顿，指了指电脑屏幕：“这些东西如果属实——我说如果——那将是过去二十年里，关于欧美权贵阶层最完整的黑料。飞行日志、聊天记录、银行转账、受害者证词，全都对得上。这要是扔出去，够那帮人喝一壶的。”
杨简点点头：“那第二组呢？”
李大佬没说话，重新戴上老花镜，点开第二组文件夹。
第一个文档，是一篇学术论文。标题是《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跨物种传播风险研究》，作者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个研究团队。
第二个文档，是同一研究团队的内部实验报告。不是公开发表的论文那种冠冕堂皇的语言，是真正记录实验过程的笔记——哪天做了什么实验，用了什么材料，观察到什么现象，遇到了什么问题。那份报告的最后几页，有一行字被红笔圈了出来：“成功构建了能感染人类细胞的嵌合冠状病毒。”
第三个文档，是研究团队的邮件往来。讨论实验设计，讨论经费申请，讨论论文发表。其中有一封邮件，来自团队负责人，发给团队所有成员：“各位，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合成的病毒能够稳定感染人类细胞系，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测试病毒的传播能力和致病性。这将是我们实验室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果。”
第四个文档，是美国政府某个部门的内部备忘录。日期是2015年11月。备忘录的内容是讨论这项研究的潜在风险，以及是否应该要求该团队暂停后续实验。备忘录的结论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对公众构成直接威胁。研究应继续进行，但需加强生物安全监管。”
第五个文档，是一份更高级别的会议纪要。参会人员的名字被隐去了，但他们的职务标注得很清楚——国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土安全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该病毒是否具有作为生物武器的潜力。”会议纪要的最后一行写着：“建议作为机密项目继续跟踪，不公开讨论。”
李大佬看完这些文档，沉默了很久。
他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然后看向杨简。这一次，他的眼神里没有惊讶，没有警觉，只有一种近乎可怕的平静。
“小简，”他说，声音很轻，“你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吗？”
杨简点点头：“知道。”
“知道你还敢拿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