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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冀中平原。

张宗兴第一次看见冀中的土地,是在一个阴沉的早晨。

从五台山下来,穿过太行山的最后一道山梁,眼前豁然开朗——

一望无际的平原,土黄色的田野延伸到天际线,像一块巨大的地毯铺在大地上。

“这就是冀中,”带路的八路军战士是个精瘦的河北汉子,叫马大年,

“平得能一眼看到天边,藏都没处藏。”

确实如此。

与延安的沟壑、太行的群山不同,这里的地形平坦得近乎赤裸。

偶尔有几片小树林、几处村庄,都像棋盘上的棋子,清清楚楚摆在那里。

“鬼子喜欢这样的地形,”马大年继续说,

“他们的卡车、摩托车、骑兵,在平原上跑得飞快。咱们游击队要活动,难。”

“那你们怎么坚持下来的?”张宗兴问。

“靠乡亲,”马大年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

“平原上没山,但有人。一个村子连着一个村子,家家户户的地道连着地道。”

“鬼子来了,咱们往地道里一钻;鬼子走了,咱们又钻出来。”

两人骑着马,沿着田间小路行进。

正是初冬时节,地里的小麦刚冒出嫩芽,绿茸茸的一片。远处有几个农民在劳作,看见他们,远远地挥了挥手。

“那是咱们的眼线,”马大年解释,“生人进村,十里外就知道了。”

傍晚时分,他们抵达目的地——任丘县小王庄。

从外表看,这只是冀中平原上万千普通村庄中的一个:

土坯房、土路、几棵老槐树、一口水井。

但张宗兴很快发现了不寻常之处:

村口的大树下,坐着几个纳鞋底的妇女,眼睛却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井台旁打水的年轻人,腰间鼓鼓囊囊,明显藏着家伙。

“到了,”马大年下马,“我去通报,你先在这儿等着。”

张宗兴站在村口,观察着这个村庄。房屋的布局看似随意,实则暗合某种防御阵型——前后呼应,左右相连。

墙上的标语新旧叠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秋收”“坚壁清野”……

“张宗兴同志?”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张宗兴转身,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走来。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军装,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脸上有道新鲜的伤疤,从眉骨划到脸颊,但眼神明亮锐利。

“我是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军人伸出手,握手很有力,“欢迎你来冀中。”

张宗兴听说过这个名字——吕正操,原东北军将领,西安事变后率部加入八路军,现在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吕司令,久仰。”

“走,进去说话。”

吕正操带他走进村子深处的一处院子。

外表是普通农家,里面却别有洞天:

厢房里摆着电台,墙角堆着武器箱,墙上挂着巨幅的冀中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红蓝箭头和符号。

“坐,”吕正操倒了碗热水,

“电报我收到了,你是上海来的地下工作专家,还懂军事。冀中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

张宗兴接过水碗:“我需要做什么?”

“哎!我是个直快人,确实有,三件事,”吕正操竖起三根手指,

“第一,帮我们整顿地下交通线。冀中二十多个县,上百个村庄,我们的情报传递、人员转移、物资运输,需要更安全的网络。第二,训练基层干部。很多村里的游击队长热情有余,经验不足,需要系统的地下工作培训。第三……”

他顿了顿,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帮我们盯住一个人——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

张宗兴看着地图上那个被红圈标记的位置——保定。

“这个本间雅晴,是个中国通,”吕正操继续说,

“他在中国待了十几年,会说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

“上任三个月,已经破坏了我们在保定的三个联络站,抓了四十多个同志。最关键的是……”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点着冀中腹地:

“根据情报,他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代号‘冬季肃正’。”

“目标是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时间,很可能就在下个月。”

屋里安静下来。

外面传来鸡鸣犬吠,还有儿童嬉戏的声音——这个村庄还在正常生活,但危险已经逼近。

“我能接触到本间雅晴?”张宗兴问。

“不能直接接触,但我们可以给你创造机会。”吕正操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

“我们在保定有个内线,是伪警察局的一个科长,叫赵德柱。他提供情报,本间雅晴每个月都会去保定城西的‘清泉茶馆’喝茶——那是他少数几个放松的地方。”

“茶馆是我们的?”

“老板是我们的人,”吕正操点头,“但本间很警惕,每次去都带着卫队,包厢周围清场,连服务员都不能靠近。我们需要一个既能接近他,又不引起怀疑的身份。”

张宗兴明白了:“什么身份?”

“说书先生。”吕正操笑了,“本间雅晴有个癖好——爱听评书,特别是《三国演义》。清泉茶馆每个月请一次说书先生,本间只要在保定,必去听。下个月初八,茶馆要请新的说书先生……”

“我就是那个新先生?”

“对。我们会给你编造完整的身份——从天津来的落魄文人,会说书,懂茶道,还会下围棋。本间雅晴也好围棋,如果运气好,你甚至可能和他对弈一局。”

张宗兴沉思片刻。这个任务风险极大,一旦暴露,必死无疑。但回报也大——如果能摸清本间雅晴的性格习惯、作战思路,甚至获取“冬季肃正”的具体计划,对冀中根据地至关重要。

“我干。”他说。

“好!”吕正操拍拍他的肩,

“从明天开始,有人专门训练你——说书的技巧、保定城的规矩、伪警察系统的门道……还有,你要学几句日语的敬语,万一用得上。”

训练持续了十天。

教说书的是个老艺人,姓孙,六十多岁,原来是保定城里有名的评书先生,日本人来了后逃到根据地。他教张宗兴说《三国》的段子,教他怎么用惊堂木,怎么调动听众情绪。

“说书不是说故事,是说人情世故,”孙老先生拍着大腿,

“曹操为什么奸?刘备为什么仁?关羽为什么义?你得说到人心坎里去。那个本间雅晴既然爱听《三国》,说明他觉得自己是乱世英雄。你得顺着这个心思说。”

教保定情况的是个年轻人,叫小王,原来在保定做小买卖,对城里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

他画了详细的地图,标注了日军的岗哨、伪警察的巡逻路线、茶馆的逃生通道。

“清泉茶馆在后街,位置偏僻,但本间雅晴就喜欢这份清静。茶馆有三道门:正门、后门、还有一道暗门通隔壁的杂货铺——那是紧急逃生用的,只有老板知道。”

教日语的是个女学生,姓林,北平沦陷时逃出来的,在燕京大学学过日语。她教了张宗兴二十几句常用敬语,还有日本人喝茶、下棋时的礼仪。

“日本人注重礼节,但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你既要恭敬,又不能卑躬屈膝——那样反而会引起怀疑。不卑不亢,最好。”

十天后,张宗兴变了个人。他穿着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折扇,说话慢条斯理,俨然一个落魄文人。连吕正操见了都点头:“像那么回事了。”

十一月初八,清晨。

张宗兴坐上驴车,沿着土路向保定城驶去。

车上装着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一套说书的行头(惊堂木、折扇)、还有一副围棋。

赶车的是马大年,他今天扮作车夫。

“进了城,一切小心,”马大年低声说,

“我们在城里有三个接应点,如果出事,按计划撤离。记住,保命第一,情报第二。”

“知道。”

驴车吱呀吱呀前行。

初冬的冀中平原,田野空旷,偶尔有几只乌鸦飞过,叫声凄厉。远处,保定城的城墙轮廓渐渐清晰。

这座千年古城,如今插满了日本旗。

同一日,上海公共租界。

杜月笙坐在“大世界”三楼的一间包厢里,面前摆着一壶龙井。

窗外是繁华的南京路,电车叮当驶过,行人熙熙攘攘,仿佛战争从未发生过。

但杜月笙知道,这只是表象。

包厢门轻轻推开,一个人闪身进来——是司徒美堂。

他换了装束,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手里拄着文明棍,看起来像个南洋富商。

“月笙,都安排好了?”司徒美堂在对面坐下。

“安排好了,”杜月笙给他倒茶,

“今晚十点,船在十六铺码头。英国人的货轮‘皇后号’,直达香港。船上安排了两个弟兄,全程保护。”

司徒美堂点点头,沉默地喝茶。过了一会儿,他问:“‘梅机关’那边,有什么新动静?”

“影佐祯昭还在找你,”杜月笙冷笑,“他以为你藏在法租界的某处,正挨家挨户搜查。可惜,他想不到你会在大白天,坐在‘大世界’喝茶。”

“灯下黑。”司徒美堂也笑了,但笑容很快消失,“月笙,我这一走,你在上海的压力会更大。”

“我撑得住,”杜月笙摆摆手,

“你在香港,把南洋和美洲的洪门力量整合起来,那才是大事。”

“这场战争,光靠国内不够,需要外面的援助——钱、药品、武器,还有国际舆论。”

“我明白。”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杜月笙详细交代了到香港后的联络方式、接应人员、还有几位需要重点联络的海外侨领。司徒美堂认真记下。

黄昏时分,两人离开“大世界”。在门口分别时,司徒美堂握住杜月笙的手,用力摇了摇:“保重。”

“你也保重。”

司徒美堂坐上黄包车,消失在暮色中。杜月笙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很久没动。

管家悄悄走过来:“先生,车备好了。”

“去码头,”杜月笙说,“我要亲眼看着他上船。”

夜晚的十六铺码头,灯火管制,一片昏暗。

“皇后号”货轮静静停泊在泊位上,像个巨大的黑影。司徒美堂在两名洪门弟兄的护送下,悄无声息地登上舷梯。

杜月笙站在远处的仓库阴影里,目送他上船。直到船缓缓驶离码头,消失在黄浦江的夜色中,他才转身离开。

回到杜公馆,已是深夜。

书房里,一个年轻人在等他——是苏婉清留在上海的联络员,代号“夜莺”。

“杜先生,延安来电。”夜莺递上一份密电。

杜月笙接过,译出电文:

“司徒先生是否安全离沪?张宗兴已抵冀中,不日将有行动。另,李婉宁小姐有消息——她在北平。”

李婉宁还活着,而且在北平。

杜月笙心里一松。

但随即又想,北平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她在那里,恐怕比在上海更危险。

“回电,”他对夜莺说,“司徒已安全离沪。转告张宗兴,万事小心。李婉宁处,可否设法联系?”

“延安方面正在尝试,”夜莺说,“但北平现在封锁很严,进出都要特别通行证。”

杜月笙沉思片刻:“告诉延安,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忙搞到通行证。在上海,这点门路我还有。”

“是。”

夜莺退下后,杜月笙一个人站在窗前。

窗外,上海夜色深沉。

这座他经营了三十年的城市,如今成了敌占区。

但他知道,地火还在燃烧。

在码头工人中,在黄包车夫中,在茶楼酒肆中,那些不起眼的人,都是他的眼睛和耳朵。

日本人控制了明面上的上海,却控制不了地下的上海。

这场战争,还很长。

他点燃一支雪茄,深深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锐利如刀。

十一月十日,保定城西,清泉茶馆。

张宗兴坐在后台,能听见前面茶馆里的喧闹声。

今天是初八,说书的日子,茶馆里坐满了人——有伪政府的官员,有做生意的商人,也有普通的茶客。

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最里面的那个包厢。

本间雅晴来了。

张宗兴从门缝里看了一眼。

那是个五十岁左右的日本军人,穿着便装,但坐姿笔挺,腰杆直得像根棍子。

他留着仁丹胡,戴着一副圆眼镜,看起来像个学者,但眼神冷冽。

包厢周围站着四个卫兵,手按在枪套上,警惕地扫视四周。

茶馆老板——其实是地下党的人——走过来,低声对张宗兴说:

“张先生,该上场了。记住,说《三国》‘煮酒论英雄’那段,本间最喜欢这段。”

“明白。”

张宗兴拿起惊堂木和折扇,走到台前。茶馆里安静下来。

他清了清嗓子,惊堂木一拍: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今日里,咱们说一段《三国演义》——‘曹操煮酒论英雄’!”

开场白说完,他瞥了一眼包厢。本间雅晴微微点头,似乎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