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是旧的，座位上的皮革裂了口子，露出海绵，海绵被磨得发黑，像一块用久了的手帕。车里有一股味道，说不清是什么味，汽油的味道、灰尘的味道、人身上带进来的各种味道混在一起，混得久了就变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属于这辆车本身的、一闻就知道是哪辆车的气味。王飞靠着窗户，窗户玻璃是脏的，脏得外面的景色像是隔了一层薄薄的雾，看不真切，也不想看真切。
车在走，走得慢，走走停停的，一路上不断地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上车的人提着大包小包，包的颜色都暗沉沉的，像从一口黑锅里捞出来的；下车的人空着手，或者只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苹果、两瓶水、一包饼干，像是已经把该拿的都拿走了，剩下的都是不要了的。王飞看着这些人，看着他们上车下车，看着他们坐下去又站起来，看着他们的脸，那些脸上写着疲惫，写着麻木，写着一种经历了太多事情之后不知道该有什么表情的表情。他把头转回去，又闭上了眼睛。
路况不太好，车颠簸得厉害。每一次颠簸，王飞腰里的那块钢板都会硌他一下，硌得生疼。那种疼他已经习惯了，习惯到有时候他不确定自己是真的疼还是只是在回忆疼。就像一个人站在一个台阶上，台阶很高，他站了很久，久到他分不清自己是在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分不清自己是上来了还是还没下去。他睁开眼睛，窗外的景色已经变了，不再是城市里的楼房和街道，而是一片一片的田野。田里的庄稼已经收了，只剩下干枯的秸秆茬子立在黄褐色的土地上，齐齐整整地排列着，像一支打完仗、站完岗、散了又散不掉、散了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的队伍。田埂上有几棵树，叶子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枝丫朝天上伸着，伸得直直的，像一只只张开的手指，抓着风，什么也抓不住。
王飞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两个铜板。铜板的温度和他自己的体温一样了，摸不出来了，摸不出那是铜板的还是他的。他想起老梁把铜板交给他的时候，铜板也是凉的，凉得不像被人握过。老梁的手很粗糙，老梁在四川的时候是个木匠，手指头粗得像胡萝卜，指节上全是老茧，老茧磨得发亮。老梁跟他说过，他的手艺是跟他老汉儿学的，他老汉儿是成都一个收荒的，收了一辈子的破烂，收了一辈子的铜铁铝、旧报纸、废塑料，收了一辈子也没有发财，收了一辈子也没有亏待过谁。老梁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缝里藏着一道光，那道光很亮，亮得像一把刚刚磨好的、还没来得及用的、还不知道自己要砍什么的斧头。老梁说，我老汉儿活到七十三岁，走的那天还在收荒，收回来一堆旧书，旧书里头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女的，不认识，我老汉儿说那是我奶奶，我奶奶死得早，死的时候我老汉儿才八岁，八岁他就开始收荒了，推着一辆破板车，从成都的东门推到西门，从西门推到南门，推到天黑，推到脚上全是泡，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破了就不长了，不长就不疼了。王飞没有见过老梁的老汉儿，也没有见过那张照片，但他记得老梁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是轻的，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说给自己听的，说完了自己听见了就行了，不需要别人听见。
车子又停了。这一次停在一个小镇上，镇子不大，路边有几家铺子，铺子的招牌都旧了，褪了色，有的字都掉了半边，剩下半边孤零零地挂着，像一个掉了牙的老人张开嘴的时候露出的那几颗牙。有人上车，一个中年男人，扛着一个编织袋，袋口扎着绳子，绳子勒得很紧，勒得袋子里的东西都鼓了出来，鼓成一个一个的包，像一头瘦牛身上突出的肋骨。男人把编织袋放在过道里，然后坐在了王飞旁边。他坐下来的时候喘着粗气，喘了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平复了以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抽出一根烟，刚要点，又看了看车里的其他人，把烟塞回去了。王飞看了他一眼。男人也看了王飞一眼。两个人都不说话。车子又开动了，窗外的景色又开始往后跑，跑得很快，快到那些树和房子都连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像被人用抹布擦过的、擦花了的水彩画。
过了很久，王飞开口了。
师傅，你到哪？
男人愣了一下，可能没想到会有人跟他说话。他咂了咂嘴，说：太原。
我也是。王飞说。
男人点了点头，把编织袋往自己那边挪了挪，腾出一点空间。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夹克，夹克的袖口磨破了，露出了里面白色的线头，线头像一根一根的、还没长好的、细细的、软软的骨头。男人的手也是粗糙的，指缝里有洗不掉的油污，油污渗进了皮肤里，洗不掉了，像一道一道的、画上去的、擦了又会重新冒出来的纹路。
去太原做什么？男人问。
王飞沉默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也不知道自己去太原做什么，他只是上了这辆车，车往太原开，他就往太原去。就好像一个人走进了一条河，河水往哪个方向流，他就往哪个方向漂，漂到哪里是哪里，漂到哪里都是漂着。
去找个人。他说。
男人哦了一声，没有继续问。他好像很懂得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那种懂得不是学来的，是在日子里面磨出来的，磨得久了就明白了，明白了就像手上有老茧一样，硬了，厚了，不疼了。
车子继续走。天色暗下来了，暗得很慢，像一个人慢慢地闭上眼睛，闭到一半的时候停了一下，停在那里，像是想起了什么，又继续闭，闭到底的时候天就黑了。车里开了灯，灯是黄的，黄得发暗，像一盏快没油了的煤油灯，亮着也只是给人一点亮着的念想，该看不见的还是看不见。
王飞又摸了摸那两个铜板。他想起了丽媚。他想起丽媚第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是在毛巾厂的车间里。那时候他是去检查设备，她站在一台机器后面，机器轰隆隆地转着，她戴着白色的工作帽，帽檐压得很低，低到她只能抬着头才能看到人。她抬起头来的时候，王飞看到她的眼睛，眼睛很大，大得像两汪水，水清得能看到底，底上什么都没有，干净得像一片刚被雨水洗过的、还没落过任何东西的、什么都能装得下又什么都装不住的叶子。她跟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小到被机器的轰鸣声盖过去了，盖得他一个字都没听见，只看见她的嘴唇在动，动的样子很好看，像一条小鱼在水面上吐泡泡，吐一个破一个，破了一个再吐一个。后来他问她那天说了什么，她不说，只是笑，笑的时候捂着嘴，手也是白白的，白得像刚从面粉堆里拿出来的。
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去太原。他也不知道她妈得了什么病。他知道的只有那封信上的那几个字，那几行字，那些被水渍晕开了的、模糊了的、像一朵一朵开了又谢了的花一样的字。他把信纸从口袋里抽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又看了一遍。信纸很薄，薄得透光，光从背面透过来，把纸上的字照得像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晃晃悠悠的，好像一碰就会散。他把信纸翻过来，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空得什么都没有，空得让人心慌。
旁边那个男人已经睡着了，头靠在编织袋上，打起了呼噜。呼噜声不大，一阵一阵的，像远处的火车在过桥，过了又没过完，过完了又好像还有一节车厢没过去。王飞看着他的侧脸，看着他那张被风吹日晒磨得粗糙的脸，脸上沟壑纵横，每一条沟里都藏着东西，藏着风、藏着雨、藏着太阳、藏着月亮、藏着一个又一个的白天和黑夜。他想起老梁。老梁的脸也是这样子的，老梁比他大八岁，四川人，脸上总是带着笑，笑的时候脸上的沟就浅了，浅得像一道画在纸上的线，线是软的，软得让人看了也想跟着笑。老梁死的时候脸上的灰太厚了，厚到看不出他脸上有没有沟，也看不出他是不是还在笑。
车子又停了一次。这一次王飞没有睁眼。他听到车门打开的声音，有人下车，脚步声很轻，轻得像踩在棉花上，踩了一下就没了。车门关上了，车子又动了。他感觉到车子在转弯，转得很慢，慢到他能感觉到离心力把他往窗户那边推，推得很轻，轻得像一只手掌在轻轻地推他的肩膀，推了一下就松开了。他睁开眼，窗外是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锅，锅底下什么都没有，连一颗星星都没有。
他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里。这一次他叠得很随便，没有对齐，没有压平，叠完了就塞进去，塞得信封鼓鼓囊囊的，像一条吃多了的蛇，肚子鼓起来，鼓得皮都撑薄了。他把信封放回贴着胸口的口袋里，和那两个铜板放在一起。铜板碰到了信纸，发出了一声很轻的声响，轻得像在叹气，叹完了就没了。
车在夜里走，走得稳稳当当的。路上的车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他们这一辆，在黑暗中孤零零地往前跑，跑得像个忘了回家路的、还在找家的、不知道家已经不在了的人。王飞靠在窗户上，玻璃很凉，凉得像一块冰，冰贴着他的脸颊，凉得他清醒了，清醒得过分清醒，清醒到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很慢，很稳，像一个老钟在走，走得慢，走得准，走到了该停的时候也还在走。
他想起了很多事。他想起了自己十七岁那年离开家，背着那个灰蓝色的布袋子，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他妈站在门口，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身子站得直直的，直得像一根被风吹不弯的、被雨淋不坏的、被雪压不断的竹竿。他挥了挥手，他妈也挥了挥手，手举得很高，高过头顶，像一片在风里翻飞的、舍不得落下来的、落下来就会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树叶。他没有再回头。他走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天是灰蒙蒙的，灰得像一锅煮了很久的、还没放盐的、看着就让人没有胃口的粥。他走了很久，走到太阳出来了，走到太阳又落下去了，走到他以为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了，远到再也回不去了，可是后来他发现，不管走了多远，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还在那棵槐树底下，他妈还站在那里，还挥着手，手还没有放下来。
车在黎明的时候到了太原。天还没亮透，东边的天是灰蓝色的，灰蓝得像一块旧布，洗了太多次了，洗得颜色都淡了，淡得快要看不出来了。王飞跟着那个中年男人一起下了车，男人扛着他的编织袋，朝他点了点头，然后就走了，走得很快，像是有急事要办，像是有人在家里等他，像是他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了。王飞站在车站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清晨的薄雾里，雾是白的，白得像牛奶，像米粉，像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了一早上蒸出来的、冒着热气的、还没人吃的馒头。
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他站在太原的街上，街还很安静，只有几个早起的人匆匆走过，走得脸都看不清，只看到模糊的影子。街边的路灯还亮着，亮得很疲惫，像熬了一整夜的眼睛，眼珠是红的，眼皮是沉的，沉得快要合上了，合上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两个铜板。铜板还在，还是温的，温得像还有一个人在握着他，握着他的手，握着他的口袋，握着他整个人。
他往前走。
他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丽媚说不要找了，他也答应了自己不找了，可他还是来了太原，来了这里，站在这里，站在一条陌生的街上，站在天亮以前、天亮以后的缝隙里，站在一个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该停下来还是继续走、该相信她说的还是相信自己想的、该把铜板传下去还是把它扔掉、该记住还是该忘记、该活成什么样子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回答了也没用的、不回答也不行的关口。
他站在那儿，站了很久。久到路灯灭了，久到天亮了，久到太阳从楼房的后面探出头来，懒懒的，红红的，像一个刚睡醒的、还没洗脸的、眼睛里还有眼屎的、头发乱糟糟的、不想起床又不得不起床的、起来了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
王飞深吸了一口气。空气是冷的，冷得像井水，吸进去的时候喉咙里凉凉的，凉得清醒。他把背包重新甩到肩上，把口袋里的铜板和信纸按了按，按得紧紧的，像要把它们按进自己的身体里，按到血肉里，按到骨头里，按到它们和自己再也不能分开的地方。
他开始走了。
太原的早上来得快，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城市在醒过来，在动起来，在活过来，活得很热闹，热闹得让人觉得一切都还有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还能重新开始。王飞走在人群里，走得慢，走得稳，走得一步一步都踩实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去，但他在走，这就够了。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揣在衣服外面，手心里是暖的，暖得像刚才还握着什么，像刚才还握着一个人的手，像那个人的手还是热的，还没有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