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在福田区一个老站停靠，出站之后是一片被改造过的旧工业区。几栋六七十年代建的水泥厂房保留了原来的骨架，外立面刷了黑漆，挂上了创意园的牌子，但后面几排没有改造的楼还是旧模样——灰扑扑的水泥墙、铁皮雨棚、生了锈的消防梯从外墙斜挂下来。按照便签纸上的地址，林建国所在的位置在最里面一栋没改造的老楼里，楼下停着几辆送货的小面包车和一堆堆在墙角的水泥袋。
沈知微和顾深寒沿着水泥路走进去。楼里有电梯，是老式的货梯，铁栅栏门，按键面板上的数字磨得看不清了。他们按了五楼，货梯轰隆隆地往上走，每经过一层都哐当响一声。五楼走廊很短，两侧是铁皮门，其中一扇门上钉着一块手写的铭牌——“林工工作室”。门虚掩着，里面有收音机的声音传出来，正在播一档粤语讲古节目。
沈知微敲了两下门。收音机的声音停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门没锁，进来。”
她推门走进去。房间很大，像是从旧厂房隔出来的一间，天花板很高，日光灯管挂了三排。靠墙摆着几张长桌，桌上堆满了旧电子元件、拆开的仪器外壳、成卷的电线和焊接工具。空气中弥漫着松香和金属加热之后的气味。一个男人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后面，背对着门，正拿着一把电烙铁在焊一块电路板。他大约五十多岁，头发灰白，扎成一个短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背心。他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烙铁还捏在手里，目光从沈知微脸上移到顾深寒脸上，又移回来。
“你们找谁。”
“林建国。”
“我就是。”他把烙铁搁回架子上，用一块湿海绵擦了擦手指，然后站起来。他比坐着的时候看起来更高一些，肩膀很宽，但微微驼着，像是长期伏案工作留下的体态。他打量了沈知微几秒，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落到了她手里攥着的那张便签纸上。
“谁给你的。”
“陈海生的哥哥。上白石三坊十七号。”
林建国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他的肩膀绷了一下。他绕过长桌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然后回到桌边拉了两把椅子出来。“坐。”他自己也坐下来，把手上的锡渣搓掉，搁在膝盖上。他看着沈知微，目光比刚才认真了很多。
“陈海生2016年离开公司之前，把一些东西存在我这里。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这张便签纸来找我，就把东西给对方。”他从桌子下面的柜子里翻出一个旧铁盒子，跟陈海生哥哥家里那个几乎一样的款式，只是颜色更深一些，盒盖上的漆掉了一大半。他打开盖子，从里面取出一个移动硬盘和一本薄薄的笔记本。硬盘的外壳贴着标签，写了一个日期：2016年6月。
“硬盘里是他从2008年到2016年收集的所有东西——通话录音、转账记录截图、他跟韩明远和周建国的通话清单、还有他自己写的一份时间线。笔记本里是他手写的补充说明。他把原件留在我这里，自己带着副本走的。他说如果副本落到别人手里，原件还能保住他一条命。”林建国把硬盘和笔记本放在桌上推过来，“他走了之后，每个月的房租是从我这里转的。他哥哥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只知道他留了一封信。”
沈知微把硬盘接过来。金属外壳冰凉，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她翻开那本笔记本，第一页上贴着一张照片——跟陈海生哥哥家里那张一样的白色厢式货车，但角度不同，是从仓库内部往外拍的，能看到车头前方站着两个人。一个人是年轻的陈海生，另一个人背对着镜头，穿着一件黑色夹克，左手垂在身侧。他的手腕上有一串珠子，木质的，在闪光灯下反着一点暗褐色的光。
“周建国。”沈知微说。
“对。2008年7月14号晚上，陈海生拍的。他当时站在仓库里面往外看，周建国和韩明远在门口说话。他偷偷拍了这张照片，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林建国把烙铁架旁边的一杯凉茶端起来喝了一口，“他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他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就知道自己走不了了。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参与了不该参与的事，从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在这条线上了。”
沈知微把笔记本翻到第二页。上面是陈海生手写的一份简表，列出了2008年到2016年之间韩明远跟他联系的所有时间节点和通话内容摘要。最近一条记录停在2016年3月——韩明远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问“有没有人去找过你”。陈海生在记录下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字：“他准备收尾了。周建国提醒我走。”
“周建国提醒他走的。”沈知微抬起头来，“周建国在保他。”
“周建国在那条线上做了两件事——帮你父亲藏了那张出入证，也帮陈海生留了一条命。他让陈海生离开深圳，换掉所有联系方式，然后自己回了邻市，在拆解厂附近住下来。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看得见的靶子，让韩明远以为所有活口都断了。”林建国把凉茶放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你父亲出事之后，周建国就一直在做这件事。他划掉了自己名字，也划掉了陈海生的名字。他把名单上所有可能被灭口的人都提前藏起来了。”
沈知微把硬盘和笔记本收进书包里。她站起来的时候，林建国叫住了她。
“还有一件事。”他从桌子抽屉最底层摸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旧报纸剪报，展开递过来。剪报的日期是2019年7月，版面是深圳本地新闻，报道内容很短——福田区某工业区附近发现一名男性流浪人员，身份不详，已送救助站。配图是一张模糊的远景照片，一个瘦削的男人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低着头，穿一件不合季节的厚外套。
“这个人被送到救助站之后就没了记录。我查过，救助站的系统里有一条2019年7月的登记，但后续跟踪栏是空的。没有人接走他，也没有人认领他。他登记的名字是假的，但身高和体貌特征跟陈海生基本一致。”林建国把剪报收回抽屉里，“我找了两年。没有找到他。他要么被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要么已经不在这个系统里了。”
沈知微站在桌子前面，书包贴着后背，里面装着陈海生留下的所有东西。她看着林建国把抽屉合上，那声响在空旷的工作室里很轻，但落得很实。她忽然想起陈海生信里最后那句话——“我是这条线上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他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他把所有东西留在了林建国和陈海生哥哥手里，然后一个人消失在深圳的街头。没人知道他最后去了哪里。
“如果他还在，他会去哪里。”她问。
林建国摇了摇头。他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把百叶窗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外面是旧工业区的水泥路和远处新盖的高楼，中间隔着一道灰色的围墙，墙上爬满了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的花瓣在午后的光里亮得有点刺眼。“他以前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走投无路了，他就回白石洲。回他哥哥那里。但他没有回去。他在救助站被登记之后就没再出现过。”
沈知微走到窗边，站在林建国旁边看着外面那道围墙。三角梅从墙头垂下来，花瓣落了一地，铺在水泥路面上像一层薄薄的紫色雪。她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三点二十。她给那个匿名号码发了一条消息：“硬盘和笔记本拿到了。里面记录了韩明远从2008到2016年所有联系陈海生的时间节点。陈海生2019年在深圳失踪，可能进了救助系统。”
消息发出去之后她等了一会儿。对方没有回。她把手机收起来，跟林建国道了谢，和顾深寒一起走出了工作室。货梯轰隆隆地往下走的时候，她靠着铁栅栏门，看着楼层数字一格一格跳下去。顾深寒站在她旁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货梯到了地面，铁栅栏门拉开，外面是旧工业区午后的安静，远处有电焊的声音从某栋楼里传出来，断断续续的，像是有人在修补什么破掉的东西。
走出工业区大门的时候，沈知微的手机震了。她掏出来看，是那个匿名号码发来的消息。这次不是文字，是一张图片。她点开图片，画面上是一条旧巷子，两侧是七八层高的农民房，电线从头顶横过，晾晒的衣服在风里翻卷。巷子深处有一个门牌，拍得很模糊，但她放大之后认出了那几个字——上白石三坊十七号。
照片下面跟着一行字：“陈海生2019年8月回过白石洲。他哥哥没有告诉你们。他那天晚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走了。走之前跟他哥哥说了一句话——‘如果在深圳找不到我，就告诉来找我的人，我去找周建国了。’”
沈知微站在福田旧工业区的门口，午后的阳光从高楼之间直直地打下来，照在她手里那部手机的屏幕上。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暗了下去。她抬起头来看着顾深寒，他站在她旁边，目光也落在那个暗掉的屏幕上。
“陈海生去找周建国了。”她说，“2019年8月。”
顾深寒把视线从屏幕上移开，看着远处旧工业区里那排没有改造的老楼。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握着书包带子的手指收拢了一拍。“周建国那时候在拆解厂附近住。陈海生去找他之后，周建国就失踪了。而陈海生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视线里。”
沈知微把手机收好。她站在阳光下面，书包里装着陈海生留下的硬盘、笔记本、信和照片。这些证据加上他们之前收集的所有东西，已经能拼出完整的链条。但链条最末端那两环——陈海生和周建国的下落——还是断的。她掏出手机给顾深寒发了一条消息，虽然他就站在她旁边，但有些话她习惯用文字写下来：“陈海生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去找周建国了’。两个人都不见了。他们可能是同一天被同一批人带走的。”
顾深寒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然后抬起头看着她。“回邻市。拆解厂附近再查一遍。周建国最后住的地方，应该还有东西。”
沈知微点了点头。她站在路边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进去之后报了宝安机场的地址。车汇入深南大道的车流，两侧的楼群从城中村的低矮密集过渡到高层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深圳的天际线在午后的光里铺开，崭新而陌生。她靠着后座车窗，把硬盘从书包里取出来握在手心里。金属外壳被她的体温焐热了一小片，像一颗从很远的地方传回来的心跳。
手机又震了。她以为是那个匿名号码，低头一看，是苏念发来的消息：“我爸今天收到传票了。下个月十五号，韩明远的案子开庭。他说他准备好了。”
沈知微把这条消息读了两遍。然后她打开对话框，给苏念回了一个字：“好。”她把手机收好，握紧硬盘，闭上眼睛。出租车在深圳的午后阳光下平稳地向前开着，车轮碾过柏油路面的声音低沉而均匀，像某种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