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从清水巷出来时，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他在巷口的公用电话亭投了五毛钱硬币，拨了省城河西敬老院的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起来的是一个年轻女声：“河西敬老院，请问找哪位？”
“我找一位姓苏的老人，苏桂芳。”
那边顿了顿，纸张翻动的声音传过来：“苏桂芳住307房，但最近……不太愿意见生人。您是家属？”
“不是，是她旧同事的后辈。”
“那我帮您转接一下房间电话，如果没人接……”
电话里传来转接声，嘟嘟嘟响了很久，没人接。年轻女声又响起来：“她可能在院里散步。您要不明天再打？”
“你们登记的联系人是谁？”陈建国问。
“这个我不能随便说。”
“我姓陈，是清江县过来的，她姐姐赵小莲的老乡。”他说这话时语气平缓，“你帮我留个话就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年轻女声说：“登记的联系人姓赵，是隔年来看一次。如果您方便，下午三点以后她一般回房。”
陈建国道了谢，挂了电话，站在公用电话亭旁边。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柏油路面上落了一地碎光。
省城河西敬老院离清水巷大约一个小时的公交车程，不算太远。他决定先去。
公交车摇摇晃晃地穿过了大半个省城。到了河西那一带，路变宽了，车也少了，路边的店铺招牌上多了些老年用品的字样。
他在敬老院门口下了车。大门是铁艺的，漆成深绿色，门边挂着一块不大的白底木牌，写着“河西敬老院”五个字，字迹端正。门开着一半，一个保安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低头看报纸。
院子中间有一个小花园，花坛里种着月季，红黄相间，开得正好。
他走到主楼门口，推开玻璃门，进了大厅。陈建国走近，她抬起头来。
“找哪位？”
“苏桂芳，307房。”
“刚才打电话的就是您吧？”她很年轻，脸上的笑意淡淡的，“苏奶奶回房了，我给您指路。从这边楼梯上三楼，右手第三间。”
307房的房门关着，门上贴着一张红色的福字。
他敲了两下门，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显得很清楚。
门开了一条缝，一张脸从门缝里露出来。她脸上皱纹很深，眼睛却亮，盯着陈建国看了几眼。
“你是谁？”
“姓陈，陈建国。”他说，“从清江县来。”
他手里拿着那块旧蓝布被子，叠得整齐，托在掌心里。
她脸色变了。
“你拿的那是什么？”她问，声音比刚才紧了些。
陈建国没有回答，只把被子放在门框边的缝上，让她看清了补丁。
苏桂芳退了半步，门开大了一些，但又没有完全打开，像是随时准备关上。
“我不认识你。”她说，“你走吧。”
陈建国没有往前逼，站在门框外，从挎包里取出那份新生儿卡片和收据复印件，平铺在门口的走廊墙壁上，让她隔着门缝能看见。
“1993年7月13日凌晨，清江县医院七里滩产房。有一个孩子被包着这块布抱走。”他说，语速不快，每个字都说得清楚，“负责上夜班的辅助护工，姓苏。”
苏桂芳的目光从那三份材料上移开，重新落回陈建国的脸上。她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害怕，是一种很深的倦意，像是被这句话揭了旧伤疤。
“你不要问我了。”她说，声音低了很多，“我不知道。”
“我没有问你当时发生了什么。”陈建国说，语气平缓，“我只想说你姐姐赵小莲后来去省城找过孩子，回来后就再也没提。她搬走的时候，来的人不是买家，是医院旧同事。”
苏桂芳的手扶在门框上，指节发白，但她没有关门。
他不挡路，也不催。
走廊很安静，远处传来老式收音机播放戏曲的声音，咿咿呀呀的唱腔隔着几道墙听不太清楚。
苏桂芳站在门口，门开着半扇，手搭在门框上，看着他。
过了大概两分钟，她转身走进房间，把门关上了。
陈建国没有动，靠在暖气片上。
又过了几分钟，门开了。
她没有让他进屋，只把缸子放在门口的地上，然后退回去。
“喝口水。”她说，“喝完就走。”
陈建国没有去端那缸水，从地上站起来，走到门口，隔着门框看着她。
“赵小莲是我姐姐。”她说，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她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那个孩子。我帮不了她。”
“你帮过她了。”陈建国说。
苏桂芳没接话，慢慢转过身来。
“你走吧。”她说，“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事。”
陈建国没有逼她，只往后退了一步，让出门口，站到走廊里。苏桂芳的手扣上门，正要关上，他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他掏出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张婶家那台座机的号码。他把手机贴到耳朵上，接通了。
“喂，张婶？”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是张婶的，带着气喘：“小陈啊，我在你家楼下。我找到你爸留的旧本子了，本子里夹着张纸条，写的是你的事——‘如果有一天有人查孩子的事，去河西找苏桂芳，她是赵小莲的姐姐。你念给她听两个字：赵建平。她会明白。’”
陈建国握着手机站在走廊里，日光灯管发出低低的嗡鸣声。
他放下手机，看着门缝里苏桂芳的半张脸，说：“赵建平。”
苏桂芳的手僵住了。
他补了一句：“七里滩医院产房，旧楼拆掉前那晚。”
她望着陈建国，脸上的皱纹缩紧了，嘴角动了一下。
“我不是赵建平派来的。”陈建国说，“他是来找过你的，对不对？”
苏桂芳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她张了张嘴，咽了一口唾沫，然后说了一句：“他不是说这辈子不再提这事了吗？”
陈建国站在走廊里，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半扇，三月的风灌进来，吹得窗帘扑扑地响。他等了三秒钟，看着苏桂芳的眼睛，又问：“他什么时候来找过你？”
抽屉里的东西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她直起身来，手里多了一张揉皱的纸，纸面泛黄，折痕很深。
她回到门口，把纸递出来，没有看他，只把纸放在门框边的地上。
陈建国蹲下，捡起那张纸，展开。是一张1998年的医院排班表复印件，清江县医院的格式，白纸黑字，上面用红笔在护士长那一栏圈了一个人名——
苏桂芳。
红笔的笔迹很粗，在名字外画了一个圈，圈得很用力，纸面被笔尖刮出一道痕。表格的边角写着一行小字：“1998年2月慰问。”字迹工整，像是随手记的备注。
他翻过纸的背面，背面也写着字，是一行用铅笔写的字，笔画凌乱：“2000年4月，又来过一次。2001年9月，第三次，带了信封。”
陈建国抬起头，看着苏桂芳：“信封里是什么？”
苏桂芳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框上，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着走廊尽头那扇窗户。
“我不知道。”她说，“他没让我打开，只让我收好。”
“三次都带了？”
“第一次是1998年，他在我老家的院门口等我。我认出他了，以前在七里滩医院见过他几回。他坐在一辆黑色小轿车里，车窗摇下来，递给我一个信封。”
“他没说别的？”
“他说：‘你帮过的事，以后别再提了。’然后开车走了。信封我没拆，放柜子里了。”
“第二次和第三次呢？”
苏桂芳的目光收回来，落在那张排班表上：“第二次是2000年，他来的时候又换了一辆车，不是黑色了，是深蓝色。把信封放在桌上，说了一句‘身体还好吧’，然后走了。”
“第三次呢？”
“2001年，我刚搬进敬老院不久。他找上门，还是带信封。那次他站了一会儿，站在门口抽了半根烟，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停住了，嘴唇抿成一条线。
“他说了什么？”
苏桂芳抬起头，看着陈建国，眼神里有光在晃：“他说——‘桂芳，要是有人问起那个孩子，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卡我已经处理干净了。’”
陈建国握着那张排班表，纸边被他捏出一道皱：“处理的什么卡？”
“脚印卡。”苏桂芳说，声音发颤，“七里滩产房留底的脚印卡，孩子出生时踩的那张。”
陈建国从挎包里翻出那份新生儿脚印卡片复印件，平摊在走廊墙面上，指向卡片正面表格里的铅笔字：“这张？”
苏桂芳看了一眼，脸色更白了，点了点头。
“那张卡的背面写了两个字。”陈建国说，“‘德明。’并不是姓苏的。”
苏桂芳的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她抬起手，擦了擦眼角：“对的，开头两个字是‘苏’。”
走廊尽头收音机里的戏曲还在唱，声音飘过几道墙，落在安静的走廊里。
“你要我答应两件事。”她突然开口，声音发抖。
陈建国站在门口，等着她说。
“第一件——别让赵家人知道我告诉你的。”
“第二件——”她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目光里有恳求，也有一种近乎倔强的认真，“给那个孩子一个干净的名字。”
陈建国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他的目光落在她怀里的铁皮盒上。
盒盖下面，还有她没说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