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明服装厂的旧址在城东老工业区，现在是一片仓储物流园。铁皮仓库一排一排地排着，集装箱卡车在园区里进进出出。
沈岸和我到的时候是上午。物流园的物业经理姓周，四十多岁，拿着钥匙带我们去了园区最里面的一排仓库。“这排仓库是后来建的。原来的服装厂厂房早就拆了。地基也重新做了。但有一间旧的地下室还在。当年服装厂的地下仓库，没有拆。后来建仓库的时候把它盖在上面了。”
“地下室入口在哪？”
“在七号仓库里面。地板下面。有一块活动的水泥板。掀开就能下去。”
周经理带我们进了七号仓库。仓库里堆着建材，水泥袋、钢管、模板。最里面角落的地面上有一块颜色稍深的水泥板，边缘有一道缝隙。周经理用撬棍把水泥板掀开。下面是一个方形的洞口，有铁梯子通下去。一股潮湿的霉味涌上来。
沈岸打开手电，第一个下去了。我跟在后面。地下室不大，三四十平方，水泥地面，墙壁上长满了黑色的霉斑。角落里堆着几个旧纸箱和一台报废的纺织机。空气里有一股铁锈和霉味混在一起的气味。
沈岸用手电照了一圈。“林默，你看那边。”
墙角有一个铁皮柜。柜子上了锁，锁已经锈死了。沈岸用撬棍把柜门撬开。里面是几摞录像带和一个黑色的设备。录像带上贴着标签。沈岸拿起最上面一盘。标签上写着——“德明服装厂，更衣室，1996年。”
“周德厚三十年前报的案。更衣室里的摄像头。录像带在这里。赵德明拆了摄像头，但没有销毁录像带。他把录像带藏在了地下室里。三十年后还在。”
沈岸把录像带一盘一盘地拿出来。一共十二盘。每一盘上都贴着标签——“更衣室”“车间”“办公室”。全部是德明服装厂的名字。全部是三十年前的日期。
“沈警官，十二盘录像带。赵德明把所有的录像带藏在了地下室里。周德厚报了警。赵德明拆了摄像头。但他没有销毁录像带。他把录像带藏了。三十年后还在。”
“他可能忘了。也可能他不敢销毁。他留着。藏在服装厂的地下室里。后来工厂拆了。地下室没有拆。录像带还在。”
我蹲下来，把手放在录像带上。碎片画面来了。
——一只手。赵德明的手。手指粗短，掌心有茧。手在往铁皮柜里放录像带。一盘一盘地放。放完之后，手把柜门关上。锁上。然后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塞进地下室墙角的砖缝里。画面断了。
我收回手。“沈警官，赵德明把录像带放进铁皮柜之后，把钥匙塞进了墙角的砖缝里。钥匙还在。”
沈岸站起来，走到墙角。他用手电照着墙面，找到了那道砖缝。他用手指抠了一下，一块碎砖松了。他把碎砖拿下来。砖缝里有一把钥匙。生锈了。但形状完整。跟铁皮柜上的锁孔吻合。
“钥匙。赵德明藏的。三十年后还在。”
沈岸把录像带和钥匙全部装进证物袋。他打了电话。“省厅技术科。德明服装厂旧址地下室发现十二盘录像带。三十年。更衣室、车间、办公室。全部是赵德明偷拍的原始录像。派人来取。”
挂了电话，他看着我。“林默，十二盘录像带。三十年前。四十三个女工。赵德明把录像带藏在地下室里。钥匙藏在砖缝里。三十年后还在。周德厚报了警。赵德明拆了摄像头。但他没有销毁录像带。他藏了。周德厚可能不知道录像带还在。但他把名单贴在了报案记录背面。他记了四十三个女工的名字。他等着有人来找。”
“周德厚不知道录像带还在。他只留了名单。但录像带还在。赵德明藏的。三十年后我们找到了。”
“对。周德厚留了名单。赵德明留了录像带。两个人都在等。周德厚等到了。赵德明等到了。”
我站在地下室里，看着那个被撬开的铁皮柜。十二盘录像带。三十年前。四十三个女工。赵德明偷拍了她们。他把录像带藏在地下室里。钥匙藏在砖缝里。三十年后我们找到了。周德厚报了警。被开除了。他记了名单。查了三十年。他写了纸条。他等到了我们。录像带还在。赵德明藏的。三十年后我们找到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碰过周德厚的额骨，看到了沈岸站在床尾的画面。碰过周德厚的台灯，看到了他塞纸条的画面。碰过周德厚的纸条，看到了他写字的画面。碰过周德厚的报案记录，看到了他报警的画面。碰过周德厚的名单，看到了他记名字的画面。碰过录像带，看到了赵德明藏录像带的画面。周德厚。保安。三十年前。他报了警。被开除了。他记了名单。查了三十年。他写了纸条。他等到了我们。赵德明把录像带藏在地下室里。钥匙藏在砖缝里。三十年后我们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