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接近老虎的地盘，周围越不对劲。
徐远蹲下，把猎枪横在膝盖上，四下看了一眼。
没有动静。
树不动，草不动，连头顶的树叶都不怎么动。
鸟叫声也少了。
他进来的时候，林子里的鸟叫就没断过。
他不嫌吵，有鸟叫说明安全。
鸟比人灵，有什么动静它们第一个知道。
它们叫得欢，证明这片林子里没有要命的东西。
现在鸟不叫了，他才要注意。
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走了几十步，又停下来。
地上有东西。
不是脚印，是骨头。
一截兔子腿骨，断口处被咬得稀烂，髓腔里的东西被舔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
旁边是一堆不知道什么动物的毛，灰褐色的，缠在一起，风一吹就散了。
他蹲下来，用枪管拨了拨那堆毛，底下还有几块碎骨头，小的像指甲盖，大的也不超过半根手指头。
骨头是白的，没有肉，没有筋，连气味都没了。
不是今天吃的，也不是昨天，至少有好几天了。
但老虎吃剩的东西，别的动物不敢碰。
狼不敢，豹子不敢，野猪绕着走。
这一堆骨头能在这儿摆上好几天没人动，说明这片林子里的其他猛兽，已经习惯了绕着走。
徐远站起来，把枪扛回肩上，继续往前走。
林子越来越密，树越来越大，但底下的灌木越来越少。
不是没有，是长不起来。
大树的树冠连成一片，把阳光全遮住了，底下见不着光，灌木就死了，草也稀了。
地上只剩下一层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不像是踩在土上，倒像是踩在棉花上。
落叶是湿的，翻开来底下是黑油油的腐殖土，土里夹着碎骨头、碎毛、碎指甲。
一股子腐败的、说不上来的味道。
不是臭味，是一种……
野性的、原始的、让人从骨子里觉得不舒服的味道……
四月的伏牛山，雪化得慢。
背阴的地方还残着几片白，但向阳的坡面上，雪已经化干净了。
这几天没下过雨，泥土还算软和。
但不粘脚，脚印印上去，边沿是清晰的，不会塌。
徐远蹲下来，把落叶拨开，露出底下的湿泥。
湿泥上印着东西。
不是完整的脚印，是一小截爪印的边缘，被落叶盖住了大半，只露出一小块。
但就这一小块，足够他看清楚了。
爪印，五个趾头，前面有尖尖的爪尖，印在泥里，像五把弯刀扎进去，再拔出来。
大。
比他的手还大！
他把自己的手从袖筒里抽出来，按在泥地上，比了比。
他的手掌已经不小了，从掌根到中指尖，快一拃长了。
但那只爪印比他的手还大一圈，掌垫宽厚，趾头粗壮，爪尖的痕迹深深地嵌进泥里。
像是用刀扎的。
徐远趴下来，把脸凑近地面，看那个爪印的边沿。
他吹了一口气，土末被吹散了，露出底下干裂的泥纹。
不是今天的。也不是昨天的。
至少是四五天前留下的。
雪化了之后，泥土从湿变干，边沿从软变硬，再到开裂，这个过程少说也得四五天。
四五天……
四五天的脚印，要追不容易。
风刮过，落叶盖过，但他还是蹲下来，一寸一寸地往前找。
落叶太厚，脚印被盖住了，他只能找那些落叶被翻动过的痕迹、泥土被踩过的痕迹。
有时候找出去十几步，什么也没有，退回来，换一个方向，再找。
找了小半个时辰，终于在一片稍微开阔的空地上，又找到了一个。
比刚才那个还完整。
五个趾头清清楚楚，掌垫的纹路都印出来了，像一朵花，但比花大，比花凶。
他蹲在旁边，盯着那个脚印看了好一会儿。
脑子里浮现出一只大猫从这片空地上走过的样子……
不急不慢的，尾巴拖在身后，脑袋微微低着，像是在闻什么，又像是在听什么。
它走过的时候，周围的林子安安静静的，没有鸟叫，没有虫鸣，连风都绕道走了。
他沿着脚印的方向往前看。
落叶一层叠着一层，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痕迹。
但他大概知道它往哪个方向去了。
往北，往那片落叶松林的方向。
徐远把猎枪端在手里，继续往前走。
他不急。
四五天的脚印，想要直接找到，没那么轻松。
但他清楚一点。
这片林子，确实有老虎出没！
只要老虎还在，而且在这片区域活动。
那早晚会有结果！
咔嚓！
保险按下，手指扣在扳机上，徐远背着猎枪缓缓前进。
……
与此同时，黄丰村。
日头正南，中午刚过。
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几个老太太正蹲在那儿纳鞋底，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
风吹过来，把槐树叶子吹得哗啦哗啦响。
老太太们的声音不大，被风一搅，听不太清说的是什么。
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从村外的土路上开过来。
老太太们抬头看了一眼。
车不稀奇，自从徐远搞出了大棚，被当做“重点目标”办理。
这些天村里来了不少车，也下来了不少“专家”。
只不过他们对“专家”，没什么好印象就是了……
车屁股后面扬起一溜黄灰，从土路上飘过来，老太太们用袖子捂了捂鼻子。
车门开了。
先下来的是一个男的，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扣子系得整整齐齐。
他的脸是长的，下巴有点尖，颧骨有点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亮。
他手里握着一个东西，黑乎乎的，圆筒形的，前面粗后面细，像一截擀面杖，但比擀面杖细。
那是话筒。
不是铁皮喇叭那种话筒，是正经的、广播电台用的那种话筒。
海绵头，网罩面，拿在手里像模像样。
他下了车，没急着走，先整了整领口，又摸了摸头发，才往四下看了一眼。
副驾驶的门也开了。
下来的是一个更年轻些的男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夹克衫。
他没有拿话筒，他端着一台摄像机。
方方正正的，黑铁皮外壳，前面伸着一个粗粗的镜头，镜头边上刻着一圈一圈的螺纹。
他把摄像机端在胸前，下巴顶住取景框，往村口的方向瞄了瞄，又放下来了。
“刘哥。”端着摄像机的年轻人喊了一声。
“这个村？”
“对，就是这儿。”拿话筒的男人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了翻。
“黄丰村，徐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