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夜里，九鼎大厦，三十七楼。
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台灯开着，烟灰缸里一截烟头，冷了，灰落在缸沿，桌上除了台灯和烟灰缸，什么都没有，赵明远的报告收了，文件袋锁了。桌面干净。
赵明远走了，清洁工走了，大楼里安静了，中央空调关了，只剩台灯的嗡嗡声，窗外，滨海的夜，万家灯火。从脚下铺到天边。
他拉开抽屉。最里面一层。
旧信封，牛皮纸的，封口用胶带粘着，胶带发黄发脆，边角磨毛了，纸面上有指印，旧的，他的。两年了，看一眼信封，手放在上面，停一会，关上。
两年了，十五次，没打开过。
这次不一样。
他把胶带撕了，声音很轻，胶带从纸上剥离，带起一点纸屑，胶，干了的，脆的，碎在桌面上。像鳞片。
信封里两样东西。
一张照片。一封信。
照片黑白的，旧了，褪了色，发黄，边角卷了，有折痕，折过一次，对折的。折痕深，纸面粗，摸上去有颗粒感。
一九九一年，老港区码头，背景是吊臂和旧仓库，仓库墙上刷了白漆，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红砖，两个人站在码头上，年轻的。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矮的那个穿白背心，手上有油，指甲缝里黑的，高的那个穿灰衬衫，袖子卷到肘，前臂上有毛。脚上穿皮鞋，矮的那个穿布鞋，布鞋底磨薄了。
两个人都笑着，笑得很松，有人喊了一声看这边，他们自然笑的，没摆拍，搭得很随意，高的那个手插在裤兜里，歪着头。笑的时候露了一颗虎牙。
高的那个是陈永福，三十出头，头发黑，脸上有肉，眼睛亮，眉间没有皱纹，嘴角没有沟。
矮的那个是徐建国，二十三岁，瘦，肩膀窄，笑的时候露牙，门牙有一颗歪的。
一九九一年，他们刚认识，刚一起喝完酒，刚说好一起做。码头上的风从海面吹过来。白背心的下摆飘了一下，灰衬衫的袖子卷着，没放下来。
陈九把照片放在桌上。台灯的光落在两个人的脸上。年轻的，笑着，他看着照片，看了很久。
他点了一支烟，打火机咔了一声，着了，火苗在台灯下发蓝，他吸了一口，烟在肺里停了两秒，吐出来，白烟在台灯光里散。
烟烧着，他没再吸，搁在烟灰缸沿上，烟自己往下烧，灰一截一截地落，灰白的，落在缸底。
他拿起那封信，一张纸，折了两折，展开。
字是钢笔写的，蓝墨水，旧了，有些字洇了，纸面发黄，边角磨了，退了，但字迹清楚。工整，一笔一划，横平竖直，是徐建国的字，他认得，十年了还认得。
信不长，只有半页。
九哥。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
关德厚知道一半，另一半在我脑子里，笔记本你拿不到，在我儿子那里。
你动我，我认了，但有些事不是动了人就能了结的。
账记着，总有人来算。
建国，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陈九把信放回桌上，烟烧了半截，灰落在信纸边，他没弹。灰白的烟灰搁在蓝墨水的字旁边。他的手指停在信纸上。停在我儿子三个字上。
他看着照片，看那两个人的脸，年轻的，笑着的，一九九一年，码头，白背心，灰衬衫。二锅头，排档，说好一起做，一起扛，那年秋天，风从海面吹过来，跟今晚一样，凉的。咸的。
他拿起烟，吸了一口，烟烧到了过滤嘴，手指烫了一下，他没动，烟头在指间灭了，散了，慢慢散了。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铅笔写的，很淡，快看不清了，铅粉磨得只剩凹痕，他侧过来，借台灯的光看。
九哥和建国。九一年秋。
他的手在照片上停了很久。指腹摸过凹痕，铅笔的字，六年前写的，写字的人死了两年了。
窗外，滨海市的夜，万家灯火，从脚下一直铺到天际线，老港区在东南角，码头的吊臂竖着，灯一排一排，黄的。江面黑的，船笛低沉，远。
他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玻璃映出他的脸，五十岁的，头发灰了，脸上有沟，眼睛在灯光下黑的，他看着玻璃里自己的脸。隔了二十年。隔了一整条命。
他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嘴里念了一个名字，声音很轻，嘴唇动了，气音，玻璃上映出嘴型。
建国。
然后说了第二句，也轻，也慢。
建国的儿子。有意思。
他嘴角微微一牵，很短，跟冷笑无关，跟苦笑也无关，很多年前的，一九九一年的，码头上，排档边。他年轻的时候笑过，后来很少笑，再后来不笑了。
他把照片和信放回信封，把信封放回抽屉，关上，没锁。
钥匙搁在桌上，他看了钥匙一眼，台灯的光照着，铜的，旧的，他拿起钥匙，在手指间转了一圈，放回桌上。台灯关了，办公室暗了，只剩窗外的灯光，从脚下铺到天际线。
他没走，站在窗前，背对着空办公室，面朝城市的夜。
烟灰缸里那截烟头，灭了，灰白的烟丝散在缸底。
楼下，三十七层下面，滨海市的夜在走，有人在收摊，有人在码头上扛货。有人在修车铺里坐到天黑。有人在批发市场的档口里对着两样东西发呆。
码头在东南角，吊臂竖着，江面黑的，船笛低沉，远。
风从海面吹过来，穿过老港区，穿过批发市场，穿过夜市街，穿过纺织厂宿舍区，穿过修车铺的卷闸门缝。
修车铺里灯亮着，老关坐在马扎上，扳手上有油，桌上两把钥匙，最大那把是修车铺的，第二把是后面小屋的，第三把不在了，没说话。手在扳手上停着。
档口里灯灭了，徐文俊坐在柜台后面，桌上两样东西，方远征的名片，老关给的钥匙。
钥匙是铜的，齿磨平了，波浪形锁孔，凉的，掌心一个金属的印子。
他把名片和钥匙并排放在桌上。两样东西，一个查了两年的人，一个死了两年的人，两个人都说过同一句话，关德厚知道一半，另一半在我脑子里。
他爸说的另一半，不会死，在他那里，在笔记本里，在这把钥匙里，在他做的每一件事里。
窗外，批发市场的过道空了，灯灭了一半。远处有卷闸门拉下来的声音。铁皮碰铁皮，响了一声，安静了。
他拿起钥匙，对着微弱的光看了看，齿磨平了，波浪形锁孔，开什么的，他不知道，他爸说过的，等他需要的时候。他会知道。
他现在需要了。
他把钥匙攥在手里，站起来，关了档口的灯，锁了卷闸门，锁碰铁皮，响了一声，钥匙在口袋里，铜的。凉的。贴着大腿。
夜市街的灯还亮着，炒粉摊换了人在炒，老陈的烧烤摊冒着烟，阿婆的糖水铺亮着灯，有人在吃，有人在走，有人在笑。
他走过夜市街，没停，往老港区方向走。
风从海面吹过来，凉的，咸的，跟一九九一年一样。